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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龙:走近刘永行

凌龙 王育琨频道 2024年09月24日 00:02


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也都很聪明,只要一心来做事,又努力学习别人好的方法,中国就会更好。
我有非常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危机感特别重,求新求变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扎根特别深。我爱学习,头脑不呆板,这是整个集团的幸事。我们的管理干部与我沟通很容易,我们任何一个总经理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非常重要。
——刘永行
走近刘永行

在我眼中,他像哲人一样思考,像商人一样算账,像军人一样行动,像诗人一样本真,又像僧人一样自律。
凌龙/作者

01

我眼中的刘永行

刘永行不仅是希望事业创始人之一,还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工业家之一。

毫不讳言,我是他的钢铁粉丝,这不仅因为他曾是我的老板和老师,更因为他的思想观念更加接近“道”,接近规律,接近真理,能够为企业、员工和社会创造巨大的价值。

我曾经编写过三本与刘永行有关的书籍——《中国式精益化管理—:刘永行内部讲话》(与唐勇合作)、《与一位实业巨子的心灵对话:刘永行说》《反而:解码刘永行兄弟》。下面这段文字就编自《中国式精益化管理:刘永行内部讲话》的后记,正好表达了我对他的看法——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希望集团最宝贵的并非人们从表面上所看到的巨大产业和巨额财富,而是深藏在这些财富背后的思想观念。作为一名在希望集团从事企业文化工作32年的老员工,我深知刘永行思想观念的价值——他的这些思想观念才是企业的根与魂,正所谓“行”成于“思”。如果这些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的手里飘散了,从职业角度来说,我将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职!

在所有认识的人当中,刘永行是我最为钦佩的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位带有民族英雄色彩的工业家,一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家。说他是工业家,是为了将他与其他企业家分开——他专注于少有民营企业问津的重化工行业;说他是思想家,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题——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做好一个“家”尚且很难,他却把两个“家”都做得淋漓尽致,并且相得益彰。

由于工作关系,我时常有机会与企业界、经济界、新闻界的一些朋友接触。在提到刘永行时,大家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除了对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表示欣赏之外,对他入木三分、掷地有声的思想观念也表现出由衷的敬意。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说,最出色的领导者能够在抽象至极的观念(远大目标、宏伟设想)与极其普通的细节(每时每刻的行动)两者之间出入往返,自由行动,或者能够左右开弓,同时开展工作。刘永行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思想与行动、战略与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事实正在并必将证明,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刘永行将是为数不多的巨星之一。如果我们再慷慨一点,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因为在两千多亿的销售收入之外,他还为中国民族工业增添了一份浩荡的英雄气。

刘永行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为出书而“写”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他在企业实践中“干”出来的。他的思想观念就像刚刚出锅的包子,热腾腾、香喷喷地诱人。他的思想观念,有时辛辣得令人冒汗,有时尖锐得令人惊愕;有时痛快得叫人坐地打滚,有时深刻得叫人拍案叫绝。他的思想观念常常“像从火山深处喷出来的熔岩”,带着地球深处的鲜红、热烈,滚烫地冲出地壳,在大地上留下源于地球深处的思考。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读者也许可以从中看到刘永行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1、“如果连一份170元钱的工作都不敢丢,就干不成大事!”

1992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热潮。这年5月,顺着这股热潮,我暂别瘦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从陕西一家研究所停薪留职,投奔刚刚成立的希望集团——此前叫做成都希望有限公司,更早之前叫做育新良种场。

初到希望集团,我发现,这里从不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提倡复印纸两面用,办公桌都是两面相对的那种;除非特殊情况,来客不论身份高低,多数是与员工一起吃工作餐;部长与员工同在一间办公室集体办公;员工出门办事,大多数是用享受了一点补贴的自行车;开会很少扯皮,效率很高;干部海纳百川、能上能下,给很多有识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讲究公私分明,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比起来,极少有贪污受贿现象;基本上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企业运转十分顺畅,等等。正是这些东西吸引来了一批批不甘沉沦、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尤其是处在体制边缘的电大毕业生、民办教师、破产国企干部等。我与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在这种清新风气吸引下投奔希望集团的,而这正好也给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让我们言归正传。

记得是刚刚工作不久的一天,刘永行的三弟陈育新总经理派我去绵阳订购一批饲料编织袋。当时很多仿冒希望饲料的编织袋印刷比较粗糙,他要求把希望饲料的包装印制得非常规范,以示区别。他发现我做事“特别仔细”,特意点名我去。接到指令,兴奋感与责任感交集在一起,让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兴奋。

到了绵阳,对方一看介绍信是陈育新签发的,十分配合。我们一直折腾到半夜,当确定没有任何纰漏后,我才收好样品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吃罢早饭,我兴冲冲地往回赶。那时,由于路况不好,公共汽车一路颠簸着从绵阳到成都要四个多小时。上车后,我将手提包紧紧地放在靠车窗的位置上,因为包里除了价值20万元的合同之外,还有300元的差旅费。由于路途太长,晚上又休息得太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醒来时车已快到成都。当我回到希望集团驻蓉办事处时,大家起哄喊我和张强请客,因为张强见到我后兴奋地宣布,我们共同创办的第一期《希望饲料报》稿费单已经走完流程,我们每人有40元钱稿费。当我去包里掏钱时才发现,天哪,里边的300元差旅费不翼而飞了!仔细一看,提包的侧后面被划了一道口子,原来小偷从后面的座位上用刀片割开了提包夹层,正好可以伸进一只手。我立刻想起上车买票时的情形,当时恰好有两个年轻人一直在盯着我买票。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机灵的张强立即说由他请客,大家便硬拉着我去了。

第二天,我闷闷不乐地回到新津。一进办公室,突然发现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虽然从未见过,但能够感受到他非凡的气质。正在疑惑时,却只听他说:“你是不是昨天丢了钱?”我一惊:他是谁,昨天才发生的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在惊诧中我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他接着又问我“丢了多少”,我说“300”,他二话没说,就掏出200元钱塞进我手里,弄得我不知所措。他说:“你刚来,工资还不高,丢了钱,我私人替你补贴一点,但你自己不小心,也要承担一点责任。”

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刘氏四兄弟的老二刘永行,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在这件事上所体现出的人情味和分寸感,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当时他还问了问我在陕西的一些情况,我如实作答并说了说我的想法和所担心的一些事情,他鼓励我说:“如果连一份170元钱的工作都不敢丢,就干不成大事!你在这里好好干,肯定会有发展机会。”

2、“如果不搞饲料,我们搞钢铁照样成功!”

1992年7月的一天傍晚,刘永行突然来到驻蓉办事处,并且谈兴很浓。老板来了,心情又很好,于是,我们几个家不在成都的员工便围着他一起聊天,听他从中国谈到美国,从过去谈到未来,从农业谈到工业。说到兴奋处,他突然说:“如果我们不搞饲料,搞钢铁照样成功。”我听了一愣,其他人有的频频点头,有的瞪大了眼睛,表示难以置信。

1992年初,刘永行与四弟刘永好一起去美国钢都匹兹堡考察时,看见一家工厂正在拆除两条生产线,一问是卖给韩国企业的,因为那时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能源基础已不适合继续大炼钢铁。这件事让刘永行现实地感觉到了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转移。

“90年代初的中国制造还没有基础去接住这种转移,那时只能接住轻工业生产的转移,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企业对原料、能源、装备的需求将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将会在重工业上有所作为。”刘永行回忆起这件事时露出一丝得意,“这就是我在1992年时的一点感悟。”

十年后的2002年,刘永行长驱直入,大举进军铝电业,可见他的“工业情结”有多深。他自小就喜欢读科学、工业和管理类书籍,心中的梦想已在逐渐成型。

刘永行天资极高,1977年首次参加高考,自以为答得并不好,结果却考了一个全县理科状元。他最向往的就是清华大学,结果却因为家庭原因而改读了成都师专。

刘永行在饲料行业坚守了十多年,可谓功成名就。但是,自从进入铝业以后,可谓诸事不顺,先是与信发铝业合作的项目迟迟不能竣工,开业之后,氧化铝价格又剧烈上升,接着是电价大幅上涨,似乎一切都在与他作对。然而,他似乎并无回头之意,又大举进入包头,当地政府给了他6000亩土地,让他大干快上。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却没想到遇上了国家的宏观调控,铝业又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幸好一期工程投产了,才使企业没有胎死腹中。

事物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不久之后,他苦尽甘来,在经过几年惊心动魄的起伏之后,他的铝业突然间时来运转,令人惊叹不已。

如今,重工业已经成为东方希望的主体产业和主导产业,年营业收入高达2000亿。每每想起1992年的那次谈话,我突然间有恍若隔世之感。应当说,那时他的心中应当已经种下了进军重工业的种子,现在只是开花结果而已。

包头铝业是东方希望第一家全资重工业企业

3、“对效率的研究是我的第一优势,营销次之。”

2013年8月,我突然接到通知,刘永行要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一起尽快赶到上海。我们一商量,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直奔上海。一出浦东机场,我们就感受到了东方希望的与众不同:来接我们的董事长秘书所开的商务车很特别,后面两排座椅相向而设,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是董事长要求的,因为这样在行进途中可以开会,大量路途浪费的时间都可以被利用起来。

到了东方希望总部,我先去了一趟卫生间,感觉十分清爽干净。出来后,秘书告诉我,东方希望卫生间的管理颇具特色——整层大楼没有一个专门的清洁工,如果谁发现卫生间不干净,要么立即举报上一个人,要么自己打扫干净。如果你找不到上一个人,下一个人进去之后发现不干净,责任便由你来承担。客人发现不干净时,则由总部行政部负责人来承担责任。因此,管理成本非常低,管理效果却非常好。

连卫生间的管理都如此精细,让人不得不佩服东方希望的管理。见到刘永行时我特别提到商务车的座位和卫生间的管理,他不无自豪地笑着说:“对成本效率的研究是我的第一优势,营销次之。”

4、“抓住有利时机,用弹性和空间改善弱项”。

2024年7月下旬和8月中上旬,我先后三次随刘永行在东方希望河南、山西、重庆、内蒙古的重工业基地去检查指导工作。多年之后再次相见,我发现他瘦了,并且瘦得特别精神,眼睛里依然是战胜一切的坚定、自信和深邃。路上,我问他现在的体重是多少,他说一直控制在63公斤到64公斤之间。1.74米的他,这是非常高的标准了。

2023年7月11日,东方希望微信号上罕见地以刘永行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刘永行:抓住有利时机,用弹性和空间改善弱项》,读后我立即转给亦师亦友王育琨老师,他在转推后此文受到更多人关注。这篇文章用直白的语言,呈现了当时已经75岁的刘永行练习瑜伽的过程及启示——

手环记录,去年一年我一共行走了4300多公里。如果出差到外地,担心可能完不成任务,哪怕早上四点,我也要起床,提前完成。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雪地,我也曾经与秘书一起用饭店的三条大浴巾裹着身体走雪路。几年后,我自我感觉体能大大增加,体检时很多医生都夸我身体好,说我心肺功能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二三十岁。

通过练习瑜伽,75岁的刘永行可以实现头脚倒立。

一起乘车途中,他打开手环给我看,“我的各项指标都是运动员级”的。通过坚持不懈地锻炼,让自己身上的英雄基因得到充分表达,身体自然就会表现出积极的状态。

他的表达总是别具一格——

我觉得,大自然都有自己的规律,尤其是生老病死是不可逆的。但是,任何事情和现象都有一定的弹性,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愿意并努力去挖掘这样的弹性空间,即使自己做不到也要寻找各种帮助,抓住有利时机并长期坚持,不仅可以扬长避短,改善我们的弱项也是有可能的。自己身体是如此,健康是如此,学习是如此,人生成长是如此,企业管理、团队建设何尝不是如此呢?

强与弱,长项与短项,健康与高龄,宽松与紧张,格局与边界,这是一对又一对的矛盾体,如果我们努力去面对,去寻找过渡带,去改善,创造条件抓住机会去突破,或许会带给我们更多弹性的空间和柔韧的宽度。

2024年7月23日,我从成都赶到郑州与他会合,下飞机后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一看当天的快走计划还没有完成,于是换上早就准备好的短衣短裤,我们就在宾馆附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完成他雷打不动的目标——每天少则10000步,多则20000步,平均15000步,配速每小时在7公里以上。

一天要巡视七家工厂,行程那么满,期间每天我会跟着他早上六点起床,与秘书一起陪他先快走40分钟左右。检查工作时,只要能走路,他就坚持不坐车,余下的晚上再来补上。十多年来,无论风雨多大,无论业务多忙,甚至包括生病和节假日,他从来没有耽搁过哪怕过一天。我问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淡然一笑说,“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养成习惯就好了!”

一个76岁的老人,右腿还做过手术,每天这么旋风般地在全国以至全世界奔波,到底累不累?工作间隙我问他时,他粲然一笑说:“我很充实、很快乐呀!”

做好企业本身就是企业家特有的快乐,就像音乐家弹出美妙的音乐一样,根本不需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孔子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觉得,刘永行就是这样一位君子。他像哲人一样思考,像商人一样算账,像军人一样行动,像诗人一样本真,又像僧人一样自律,这就是我眼中的刘永行。

02

刘永行自画像

我觉得,“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是刘永行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他长于思考,又勤于行动,而且两者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外人的印象,他自己又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下面是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可供参考——

我先是创业型人才,之后才逐步成为管理型人才。有些方面我是后来才开始成熟的,比如以前我的语言能力相当差,但后来在实践中我就逐渐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四十多岁以后,我在语言方面的能力还能提高,就说明我们每个人在整个一生的历程中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最大的优点是爱思考,有时间就想问题。我也经常犯错误,性格比较急躁,经常批评错人给人道歉。我有非常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危机感特别重,求新求变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扎根特别深。我爱学习,头脑不呆板,这是整个集团的幸事。我们的管理干部与我沟通很容易,我们任何一个总经理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非常重要。
我现在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在上海,有百分之十的时间在成都,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要到全国各地去照看工厂,其中不少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每个月要飞上万公里,经常获得民航的奖励票。
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大胆用人,他从不论资排辈,能够给你想象不到的机会,一大批出身寒微的人在他手下成长了起来。他用你的潜能,用你在成长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因为东方希望素来以治军严谨闻名,在刘永行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下,干部的淘汰率较高,但刘永行却认为自己为同行培养了几百个老板,他看问题从来与众不同。在事业初创期间,银行不贷款给希望集团,他说“这反倒帮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零负债。”银行不肯借款,逼得我们要向市场提供好的服务,向市场要钱,由于都是自有资金,当国家银根紧缩,其他企业也跟着紧缩时,反而成就了我们大发展的良机。    
他的内心十分强大,甚至强大到“目中无人”的地步:他思考问题往往先从“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这样最基本的原理出发,从不迷信任何权威。他思考问题入木三分,常常具有一针见血的效果。
他把自己的经营管理方式概括为“自然而然,不争而先;甘然后进,反而先进。”著名管理学家王育琨说,“自然而然”就是第一性原理,就是本源性思考。以终为始,按规律办事,只做该做的事,他已经在随顺第一性原理而动了,哪里还需要瞄准其他人或其他企业呢?随顺自然,保持空杯,保持开放,紧扣第一性原理,根据事物的次第,在细节上如琢如磨,直到推出大美绝活,这就是“不争为先”了。后浪注定会超越前浪,后进永远有超越的机会。“甘然后进”,剥去虚幻,借鉴所有人的经验,直落根本,一层一层搞基础建设,反转逆袭,便“反而先进”了。
2016年10月,在陪同他去新疆东方希望检查指导工作时,临别前,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员工,他突然对总经理说:“要与政府沟通,尽快把学校和医院办起来!”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想得更多更远。当我八年之后再去时,过去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现在已经成了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纵横交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夜市,令我有恍若隔世之感。
东方希望现有员工38000多人,他们来自四川、甘肃、河南、陕西等等,可谓五湖四海,当我随意问一些基层员工为什么背井离乡,愿意到新疆、内蒙古这些边远地区来工作时,他们的回答大都直截了当:东方希望实力强大,从来不拖欠员工的一分钱工资,而且这里不需要复杂的人际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这就是东方希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呀!当我将这些细节告诉刘永行时,他沉吟片刻后说:“普通员工除了自己生活,还要寄钱回去养家。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企业必须善待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稳定、体面的生活!”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眼前的刘永行不但令人钦佩,而且令人尊敬。
2024年8月13日,在从包头公司到固阳公司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行道树,他既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为什么道路两旁的树长得比较好,山上却特别稀疏?”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沉思片刻后说:“因为公路两边的水沟聚集了较多的水分,山上的岩石留不住水。”他看问题总会穿越现象,直击本质。我说我在西藏旅游时,发现小草挺茂盛,却很少看见大树时,他说:“那是因为土层太薄,只有几厘米的土层,不足以支撑大树”。我们越说越远,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首先在黄土高原立足,就是由于黄土比较容易耕播”。这样的谈话不拘一格,开阔而自由,实在令人欣喜。八年前在一起去新疆东方希望的路上他曾说:“我就是一个‘万金油’,什么都懂一点。现在的博士其实多是‘专士’,走出自己的专业,往往都是盲区”。人们为了学习方便,于是有了分科,但分科又导致了人们认识事物时的分割与局限。实际上,大自然只有一个,它本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认识事物,当我们能九九归一甚至九九归零时,便能深入浅出,收放自如,依“道”而行。  

问起平常都与哪些人交往,他说——

我平时都是尽可能回避,除非是非去不可的,比如哪个地方的市长来啊,我一定要陪餐,但都只陪一餐,我最不擅长政商关系。我们四川有个说法:“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这些我一样都不会,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我也一样不会,所以,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二百五”。

谈起未来的发展,他说——

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也都很聪明,只要一心来做事,又努力学习别人好的方法,中国就会更好。

刘永行对重大事件所引发的结果特别敏感,但多采取知道但不评议的态度。他将晚上视作当然的学习时间。网络还没有普及时,旅途间隙他常会到书报摊转一转,买上几本书刊。现在网络方便了,但习惯仍然没有改变:几乎每天三个小时长期不间断地学习——学习科学知识,学习历史知识,学习人文知识,学习政治知识,学习社会知识,看看过去,看看现在,看看国际,视野开阔了,预测未来就有了依据。

他说——

你如果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国家未来的走向,你就敢于做出一般人不能做出的重大决定来。我坚持读书主要是为了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动向,但从不进入政治圈。我为什么要敢做重工业?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格局利于企业发展。我喜欢思考和学习经济理论,但不分流派,而是结合企业的发展去分析,用他们的理论证实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我很少看大部头的书,从来不上MBA。我订阅了大量期刊、杂志。我的学习不系统,是根据需要来的。我们进入到某个行业,首先是自学,之后再请教咨询公司,但做的时候一定是以我为主。企业要对咨询公司有深刻理解,咨询公司可以帮助你不犯大错,但很难帮助你卓越,要卓越只能靠自己。

 

众人眼中的刘永行

刘永行的生活十分有规律,创业时每天6点钟起床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工作8小时中的一半时间,他用来看传递最新知识的“薄书”和浏览网络,工作之外鲜有应酬。从1998年开始,他就给自己定下了减少电话的目标,他将签字权分给了助手,除了看书和阅览信息外,每天的另一部分时间用来给部长开例会,每天十几个会,每次几分钟。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产品营销,刘永行总是在计划内循序渐进,并在规定时间内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其实是相关他的信息在他人心目中集成之后的结果。笔者搜集了一些不同的人对他的印象,人们可以借此从不同角度更多地了解他。
1、其他兄弟眼中的刘永行
有一位既是记者又是学者的朋友,对希望兄弟都比较熟,他评价说:老大“痴迷”,老二“执著”,老三“宽厚”,老四“灵活”。老大因“痴迷”而深邃,老二因“执著”而深刻,老三因“宽厚”而诚挚,老四因“灵活”而广阔。
希望兄弟虽然性格不同,但共同的地方也不少。譬如,都有抱负、有胸怀、有追求,聪明能干,动手能力极强。都生活俭朴,并且没有一个人抽烟,也不喝酒,更没有人去唱歌跳舞。在实在推不开的场合,喝酒也只是端起酒杯沾沾嘴而已。
在不同场合,我听到其他三兄弟对刘永行的评价是这样——
大哥刘永言永行是一个有魄力的企业家,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并能大刀阔斧地推动工作。他自信而谦虚,自然科学特别好,很多古典诗词,还有毛泽东的诗词,他几乎都能背下来。
三弟陈育新:二哥有魄力,办事雷厉风行。在我们四兄弟中,他是最“行”的一个。就企业经营管理而言,能与他相比的人不多!
四弟刘永好:二哥在经营上大刀阔斧,在管理上精细独到,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2.企业家眼中的刘永行

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中国有太多值得敬佩的企业家,我特别佩服刘永行和王石,我在泰国经常听到他们的故事。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每次与刘永行谈话,我得到的总比付出的多。
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他只犯过小的错误,但从来没有跌倒过。

3.学者眼中的刘永行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刘永行作为我们身边的一个企业英雄,他将带给每个中国企业人的价值是难以想象的。刘永行当然不可能代表21世纪企业发展的所有方向,但他和他的企业多少年如一日所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以及这种精神背后的哲学观念,中国企业家群体中难有出乎其右者,比如仅在“事事追求点点滴滴的合理化”这一句话上所下的功夫,就足以感动上帝、领袖群伦了!
商业哲学家与财经作家王育琨:刘永行先生不断求索天地之大美,而通达万物之理。他以大自然为指南,用工程思维和工程机理,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创造一切可能性的大美绝活。刘永行建构了一个个灵动的活力场,一个个活泼泼的扭转现状力场,循着产品有机生成逻辑流程节点,不断循环优化国际国内极致优标,“现状数字化、标准数字化、差距数字化”,这里不但是线性因果,更是一个个立体信息图谱,提供给每个人抉择,抉择一旦发生,又会同时性激活周遭能量,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一次我问:“一个76岁的青年,每个当下思维灵动,催动着问题探索的深入,这要有多大的能量呀!”刘永行笑笑说:“我只是从科学原理和工程机理角度问我关注的问题,他们却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知识大海里淘金,深入无量实践中萃取,他们是我的老师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刘永行经营管理的底层逻辑刘永行:扎底盘塑造“我势”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刘永行是一位长期沉默的巨人。我相信,真正的价值终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尊重。作为中国实业家的杰出代表,刘永行的经营管理思想将放射出越来越强的光芒。

4.同学眼中的刘永行

东方希望原董事长助理、投资部长唐勇;我们在成都师专读书时,他常沉默寡言,成天就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很少参加文体活动和同学聚会,但经常有“惊人的观点”,每晚临睡前的“卧谈会”是他最出彩也最自信的时刻。他的不少观点后来被证明确实超前而独到,譬如,当人们只有三五十元工资时,他说用不了几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都能涨到200元,将来中国城市家庭都会有自己的小汽车等等,当时一般人根本不敢想象这些事情。他喜欢看《参考消息》,再加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比较喜欢自己装收音机,他从收音机里经常收听到国外对中国经济的评价,这方面他得到的信息更多一些,这有助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他聪明能干,动手能力很强,特别喜欢帮助老师做教具。
东方希望原财务部长徐昌俊:他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就是埋头读书,但学习特别认真,特别刻苦。有一次,他非常激动地告诉大家,报纸上有一篇报道非常好,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因为他平时不太说话,这次感觉非常激动,所以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们看了报道,原来是UFO,全国第一次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去看了一下,确实感觉好像是天外有天这种感觉。一般人看了就是了,但他就非常激动,这确实反映出他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                                                             

5.媒体眼中的刘永行

中央电视台:他的创业经历,让我们看到了艰苦奋斗创造财富的神话;他从饲料业向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多元化拓展,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富而思进的生命力;他对财富的理性认识,让我们看到了积极的财富观念和财富本身价值相等。
南方周末:从刘永行身上我们感到,知识分子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理想精神,良好的素质、自律的品性与诚实的人格,一旦拥有了权力,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它使我们理解了“最优秀的人当老板”的西方观点。正是由于有了像刘永行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中国经济正在谱就恢宏的篇章。        
当初是因为贫穷而萌发了致富的欲望,后来有了钱,他想得更多的是企业如何壮大,如何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的。刘永行从未认同外界赋予他的富豪角色,他一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为自己定位,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得以找到开启希望集团成为“首富”的钥匙。
有人说知识分子从商的劣根性就在于诚实善良,但刘永行固守心中的神圣,不屑于同那些损人利己者为伍。在他看来,欺骗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益,随着经济法规的逐步健全,违法投机更是难以致富。我们相信品性的修炼是从小而来的,它成为刘永行修身处世的原则,这种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与自律精神在他的从商生涯中并未因商战的残酷而泯灭,相反,倒是事业的成功使他坚定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任何场合都是取信于人的美德,也是商业信誉的最佳保证,希望集团逐步壮大与这有着密切联系。   
能在以逐利为目的的商战中始终保持道德的自律确属不易。改革初始,最初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多是无业闲散人员。他们凭着生存的本能、耐力和无产者的胆量,还有未完善的经济法规的可乘之机,成为最早富裕的群体。然而,他们总体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低,对宏观经济发展缺乏前瞻目光,很难把握市场走向做出大的抉择。随着经济法规的不断健全,可钻的空子少了,暴富的机会少了,在日益严峻的竞争中,一些人铤而走险锒铛入狱,一些人渐渐衰落下来,而昔日贫穷的屈辱又加速了他们斗富的心理,挥霍钱财,不思进取,真正还能在商场上搏杀的已经不多了。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全方位的动作,一批知识分子独立投身商海,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他们的优势便日益显露出来。
南风窗:刘永行的办公室普普通通,气派上远远比不上许多资产规模比他小很多的老板。在很多人眼里,他应该非常忙碌的才对,但不是,他的办公室同样非常安静,有时甚至一天都不会有电话来找他,这种情况即使放在一个普通白领身上都是难以想象的,但就发生在刘永行这里。对于这点,他说企业做大了,必须转变凡事亲力亲为的观念,一定要让职业经理人来做,请专家管理,强调分工合作。他说,原来我整天忙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是放权不够。放权之后干什么?就是每天要花五个小时以上学习。下班回家吃饭,有时也出去散散步,还有就是旅行,旅行途中在飞机上也看看财经方面的杂志等等。
当大家在争辩企业家该怎样放权时,他却已经安静地坐在家里看书了,这是何等的气度!
与刘永行谈话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吃力,他的很多大道理都是出自最简单的计算,而且解释起来都是清清楚楚的,同时他十分注意你对他的反应。他十分精明,许多小事他都可以给你算出账来。有这几点,我感觉刘永行在财富上还能再上新台阶。
刘永行做事低调,为人更加低调,常常刻意回避媒体的关注。每年还能见他一次的媒体人秦朔写道:“几十年过去了,刘永行的产业比当初不知要大多少倍,而没有改变的是他每天早上8点钟就进办公室,一直干到傍晚6点,基本上不应酬,老老实实回家。”
英才:上楼梯时,刘永行一定要紧紧抓住扶手;坐车,第一件事系安全带。他的司机甚至养成习惯:七座的商务车,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系好安全带,车子绝不会发动。在采访他的12小时里,刘永行的手机一直开着,却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据说,下面的人很少主动打电话找他,“公司所有的问题,都按程序走,找部门经理就能解决,不用找我。”不出差的时候,刘永行一天给自己安排3个电话,主动找各片区、各分公司的总经理谈,“重工业这块,一个星期所有的总经理、总裁都能谈一遍。”    
出差在各个工厂调研时,数学系出身的刘永行对生产中的每一个数据都了如指掌,随着他不断地提问,工厂负责人在旁边拿着计算器飞快地按着,而他完全不需要,他可以很快心算出结果,没有人能糊弄他。
一队人在工厂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一个烟头。在车间里,他发现一台机器上挂着的检修牌,显示应该检修的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立刻质问工作人员:“怎么还没修?为什么拖这么久?”
“大事”不用汇报,“小事”却管得这么细,不是很奇怪吗?刘永行反问道:“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100万的投资看起来大,但却是一次性的;一个生产指标的数字看起来小,但改进了就是永久的,就能提升竞争力。”
华商韬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刘永行都力求简单,并刻意保持着与任何圈子的距离。他曾说:“我不太喜欢拥挤的地方!”生活中的他,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简单。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除了看书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嗜好。因为少了很多嗜好和交际,他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查资料、学习和讨论工作。他每天五六点起床,然后马不停蹄。76岁高龄,依旧全国到处飞,依旧亲赴生产一线。几十年如一日,专挑那些重资产、看似不赚钱、前景暗淡的行业干。有人表示不理解,问刘永行选择这样一条笨路、苦路,究竟图什么?对此,他只是淡然一笑:“我不苦啊,我乐在其中。”
事实上,正是这种苦行僧般的姿态,让刘永行对风险如履薄冰,始终保持着谨慎。重化工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动辄上百亿的投资,但他却坚持“有一分钱办一分事”,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一方面“敬畏大自然”,一方面“狠抓小数据”,除此之外的什么企业规模、营收、排名等等,他根本不去争、不去抢,竭力把正确的事情做到位,“甘然后进,反而先进”了。
(本文作者曾任《希望集团报》东方希望版总编,是《中国式精益化管理:刘永行内部讲话》《与一位实业巨子的心灵对话:刘永行说》《反而:解码刘永行兄弟》等书的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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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绝活是一种绝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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