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 语言传播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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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传播行为自古有之，语言传播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公元前4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拉丁语从罗马广泛传播至帝国境内，并衍生出罗曼诸语言。再如，经过400多年的传播，英语从16世纪时使用人口仅500～700万、且几乎仅限于不列颠诸岛的岛国语言，发展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全球通用语。最近的例子是汉语的国际传播。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汉语迅速走向世界，成为语言传播的又一典范。

但是，语言传播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以语言传播领域第一部论著——《英语的传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社会语言学》（Fishman et al. ,1977）为正式开端，至今才约40年时间，可见，语言传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从早期的现代化工具，到政治议程，再到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特征构成了语言传播研究历史演进中的重要脉络。

语言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语言传播在社会语言学、政治社会学及历史语言学中有重要地位（Mesthrie，2001）。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语言传播已成为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常见现象，对塑造全球语言格局有重要影响。语言传播对世界语言生态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一带一路”的推进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要意义（王辉，2017）。

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语言传播的理论研究非常稀缺，语言传播理论建设跟不上语言传播实践的需求。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往往只重视从汉语出发思考汉语的传播，迫切需要其上位理论，即语言传播理论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将对语言传播的主要理论框架进行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前人的理论模型，尝试建构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并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语言传播也被称为语言扩散、语言扩张或语言散播。从学科属性上来讲，语言传播研究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Gacia，2002）。

Cooper（1982）给语言传播下的定义被学术界引用最多，他认为语言传播是某个交际网络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而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不断扩大。Cooper强调语言传播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李宇明（2007）也定义过语言传播：即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语言的族际传播。

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目标之一（Nahir，1984）。语言传播不仅是地位规划的目标，也是习得规划的目标。Cooper（1989）认为：鉴于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一个经常性目标，将语言规划和语言传播这两种现象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看待是有用的。

40年来，语言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学者试图构建理论框架来分析语言传播的原因和规律。现对几个代表性的语言传播理论框架进行概述和分析。

(一)Cooper的语言传播变量理论

Cooper（1982）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语言传播，即：传播的是什么；传播时间；传播媒介。

其一，语言传播是语言行为的传播，可以从形式、功能和普遍性三方面来分析。形式指被传播语言或语言变体，功能指语言或语言变体传播的目的，普遍性指说话者为实现一定的交际功能而使用一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程度。其二，采纳一门语言是需要时间的，掌握了一门语言在不同时间点上采纳者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描绘出一条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播的曲线。其三，语言传播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传播，不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传播。Cooper抓住了语言传播行为的三个基本问题，为我们理解语言传播的本质提供了参考。

Cooper借鉴传播学里的创新扩散理论，围绕影响语言传播的7个变量，列出了一个语言传播问题清单（Who， adopts，what，when，where，why，how）。在这个问题清单中，Who指的是：采纳者与非采纳者、早采纳者与晚采纳者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语言传播较快和较慢甚至不传播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Adopts指的是：不同的采纳层级（如使其意识到、持拥护态度、得体使用、经常使用）传播速度是否不同？传播程度是否不同？采纳层级中前者是否一定是后者的前提条件？What指的是：采纳的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什么样的结构特征有关？采纳的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什么样的功能特征有关？When指的是：一个特定的语言变体被一定的交际网络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纳，需要多长时间？传播曲线的不同与什么样的特征有关？Where指的是:哪种社会领域内的哪种社会互动会促进或阻碍人们对创新的接受？就采纳者类型和采纳程度而言，那些可能会对语言变化产生影响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Why指的是：传播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国家和个人促进或阻碍语言传播的何种动机有关？传播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潜在的采纳者接受或拒绝某种语言变体的何种动机有关？How指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采纳者，在不同的采纳层级，通过不同类型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语言规划行为最有可能成功？

这个框架围绕速度和程度这两个衡量语言传播效果的关键指标，用一个统一的问题框架归纳出语言传播的采纳者、采纳层级、采纳语言（或语言变体）、采纳时间、社会条件、采纳动机以及为采纳而进行的语言规划行为等7个变量，并用14个问题表述其内涵，考虑全面，逻辑清晰，既有微观考量，又有宏观视角，有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和解释影响语言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这个框架的局限之处在于:语言传播行为固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但过于宽泛的框架不利于发现影响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二)语言传播模式理论

语言传播模式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语言传播模式理论主要包括Quirk（1988）、Phillipson（1992）、Spolsky（2004）等提出的理论框架。

1. Quirk提出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

Quirk（1988）提出三种语言传播的主要模式。第一种为“人口模式”。将语言的传播直接归因于说某种语言的人口的迁移，如英语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传播。第二种模式为“经济文化模式”。此模式与人口的迁移没有太大关系，比如英语作为科技和商业语言媒介的传播。第三种模式为“帝国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也不依赖于人口的迁移，而是政治上的统治，比如英语在印度的传播。

一门语言的国际传播，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关键因素。Quirk提出的这三种模式是语言传播（尤其是英语传播）的传统模式，揭示了语言传播背后的人口迁移、经济文化和政治统治等因素的重要作用，有一定说服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语言何以迅速而广泛传播?显然，这三种模式难以完全适用。依靠政治统治的“帝国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今天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口模式”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没有构成今天语言传播的主流模式。“经济文化模式”持续推动了英语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但对全球化时代语言作为软实力传播的复杂性及技术依赖性考虑不足，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全球化时代需要建构新的语言传播模式。

2. 语言帝国主义

由于Quirk没有提供把不同的模式连接成一个综合的理论阐述的基础，Phllipson通过他的假设模式，将其他要素包含在帝国模式里（Brutt-Griffler,2002）。Phillipson（1992）的主要观点是:英语的全球传播是英美等核心英语国家有意识的语言推广努力的结果。英语帝国主义是通过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和不断重建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以确立和维系英语的主宰地位。文化和结构上的不平等确保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持续地配给了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使那些熟练运用英语的人受益。

例如，成立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协会是英国海外推广英语的核心机构，其2016～2017年度报告显示：用于英语传播上的支出达6.35亿英镑，占所有经费支出的58%，在所有支出中列第一位。这表明：英语的国际推广是一种官方主导的有意识的语言传播战略。

语言帝国主义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时隔20年之后国际英语教师协会（IATEFL）在2013年年会上还组织过专门的小组讨论。支持者如Pennycook（1998）、Canagarajah（1999）等，他们认为这个理论能够解释英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不平等问题。而另一阵营的Brutt-Griffler（2002）、Crystal（2003）等则认为语言帝国主义的观点言过其实，无法反映全球的语言现实。

3. 选择主义

选择主义是与语言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理论观点。其核心主张是：英语的全球传播是由英语传播地的机构和个人的选择、支持造成的（Clayton,2006）。Spolsky（2004）认为：英语发展成为全球语言不是语言管理的最终结果，而是反映了地区和个人对语言学习的决策，是其对世界语言系统的复杂的生态变化的响应。选择主义更强调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对英语传播的决定作用，而非核心英语国家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推广。

作为两种代表性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处于语言传播因素的两端，折射出后现代语言权势与现代性语言管理两种思想范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语言传播行为的复杂性表明:语言传播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模式，可能是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及其他模式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只有把语言传播模式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综合考虑，才能避免单因素分析的缺陷。

(三)语言传播的Q值理论

语言传播的Q值理论由荷兰社会学家Abram de Swaan （2001、2008）提出。人类由多语者交错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语群。一种语言能否吸引他人学习使用，很大程度上由该语言的交际价值（Q值）决定。Q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其使用者在语群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流行度）；二是其使用者中的多语者在语群所有多语者中的比例（中心度）。一门语言在语群中的流行度和中心度越高，被学习和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在全球大约75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特殊地位，或为官方语言，或为官方语言之一，或是作为主要语言来使用。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大约3.29亿，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大约为4.3亿。，还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英语作为主要外语。目前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的人数达到5～10亿（Crystal，2003）。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是中国的通用语，也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据估计，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大约有13亿，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数大约有1亿。用以上公式和数据粗略测算，我们发现：英语和汉语的流行度比较接近，但由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国家和人口远多于汉语，英语多语者比例远高于汉语多语者比例，其中心度很高，因此英语的Q值要远高于汉语。

Q值理论从语言的社会功能之一——交际功能出发研究语言传播的原因，并把一门语言的交际价值放在世界语言系统中去测量，是一种可量化的、科学性较强的语言传播理论。但是，人们学习一门语言并不总是与这门语言的交际价值相关，也可能与文化价值或认同价值等因素相关。因此，Q值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还需完善。

(四)语言传播政策理论

语言传播政策或语言扩散政策是一个新术语，指的是面向新的说话者或语域以传播某种（些）语言为目标的政策。语言传播政策也包括稳固一门语言的使用，提升语言使用的技能，改变语言使用的态度，增强或扩大语言在任何语域的地位和功能（Ammon，1997）。

语言传播政策按传播范围划分，可分为国内语言传播政策和国际语言传播政策。也可以按照政策是否明确可见，分为显性语言传播政策和隐性语言传播政策。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制定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既是国际语言传播政策，又是显性语言传播政策。

制定和实施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主要包括：获得本族语在交际上的优势；传播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发展经济关系；增加一个国家的外语学习和语言相关产品的收入；保持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Ammon，1997）。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可以是语言内的，也可以是语言外的，从表面上看主要与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关，实际上也跟语言蕴含的意识形态、认同功能、经济价值等密切相关。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杂的、动态的。

当前，除了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外，语言传播政策其他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鉴于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目标之一，语言传播政策有必要放在语言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语言传播政策可看作是语言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进一步划分为语言地位传播政策和语言习得传播政策，前者是为了提高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地位而采用的语言传播政策，比如将汉语学习纳入某国国民教育体系；后者指的是为了增加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人数而采用的语言传播政策，比如“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某些高校为提高某种非通用语言的学习人数而新增专业或扩大招生规模。

语言传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进程之中。社会文化进程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还包括说话者个人在社会互动中的语言和心理过程（Wei et al．，1997）。当前，全球化是语言传播所处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进程（Gacia，2010）。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语言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日益频繁的社会现象。语言传播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全球化增加了语言国际传播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语言国际传播的必要性。语言传播不仅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也是国际间人才、资本、信息流动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加快了语言传播的速度，也提高了语言传播的程度，拓展了语言传播的虚拟空间。语言可以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技术和途径得到迅速、广泛传播。

从语言传播模式来看，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语言传播的推动既有全球化资源流动和配置的便利，又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王辉，2015）。同时，个人的语言权利和语言选择日益受到尊重，语言传播的个性化需求在扩大。无论是Quirk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还是语言帝国主义强调的政府推动模式，或是选择主义强调的选择模式，都无法适用和解释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

全球化时代，以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上下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混合模式，是Quirk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之外，将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调和之后的新模式。

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认为：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政府和市场均在语言传播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语言传播效果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优化组合。语言传播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显著增强。

全球化背景下，扩大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传播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政府重在政策引导、语言规划等方面，市场则在开发语言学习需求、提供语言产品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府推广语言的意愿和能力反映了政府对语言在全球化进程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的认识，即政府的语言意识，以及政府对语言推广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程度。市场则反映了一门语言的受欢迎程度，即市场的语言偏好。一门语言的传播程度和速度是政府的语言意识、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程度及市场的语言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推动力和市场的拉动力都有大有小，二者之间的组合形成了语言传播混合模式的不同类型。依据政府推动力和市场拉动力的大小，混合模式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1所示:

模型中政府的推动力包括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备推广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意愿和能力，市场的拉动力指由语言学习者或潜在的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形成的市场力量。强推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政府具有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同时市场对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也有旺盛的学习需求。从传播效果上看，强推拉模式有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又有市场的强大拉力，是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中的理想模式。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需求旺盛，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软实力提升和孔子学院建设。孔子学院建立十余年来，从传播广度、强度、速度来看都很高，影响力也在逐步扩散（Gil，2017）。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正在走向强推拉模式。

强推弱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政府具有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但市场对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不足。例如，苏联解体以后，学习俄语的人数锐减，俄罗斯政府为提高俄语的国际影响力，依然对外大力推广俄语。

弱推强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很旺盛，但政府不具备推广这门语言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例如，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小语种人才的需求扩大，但沿线大多数国家推广本国语言的意愿和能力不足，无法大力支持该国语言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播。

弱推拉模式下政府既不具备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又不足。很多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政府既无意愿、无能力推广本国语言，本国语言的海外市场需求也有限。

政府的语言传播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因此图1的模型又可细分为显性强推拉模式、隐性强推拉模式等八种类型，如表1所示。

八种类型中，究竟采取显性还是隐性模式，主要可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被传播语言的声望，二是文化的同质性，三是市场反应。

语言声望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尊重程度，有高低之分（Ager，2005）。通常如果被传播语言的声望高、影响力大，则可以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法国通过法语联盟、法国文化中心等语言传播机构主动向世界推广法语。

如果两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同质性明显，则可以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成立于2007年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中亚、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重点建立俄语中心和俄语学堂来推广俄语，而这些地区由于历史和民族等原因，与俄罗斯文化比较接近。

如果市场对显性政策有较好的反应，则宜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非合作的深化，汉语受到非洲国家当地学习者的普遍欢迎，中国也因此加大了非洲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建设。根据国家汉办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已在非洲43个国家设立了59所孔子学院、18个国家设立了41所孔子课堂。而在语言声望不高、文化同质性不显著或者市场反应不好的情况下，采取显性政策可能会遇到较大阻力，因此宜采取隐性政策。

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可以将Quirk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融合到政府的意愿和能力中，人口迁移因素融合到市场因素中，将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各自强调的政府和市场因素兼顾考虑，从而使上述三种重要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

信息技术对语言传播具有深刻影响，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需要进一步与信息技术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使语言传播由人际传播向人机传播发展。虽然传统的人际传播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有重要的作用，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语言传播越来越重要。

例如，孔子学院总部每年选派大量教师和志愿者赴海外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这是典型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缺点是成本高、受众有限、时空受限。为满足全球更多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孔子学院推出基于网络的汉语课程和考试，打造数字孔子学院和汉语学习云平台，这就是语言传播中的人机传播。

人机传播相对成本低、共享性强、不受时空限制，越来越受到学习者欢迎。语言传播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将极大改变语言传播的方式。语言传播与智能翻译、人机对话等深度融合，将成为语言传播的新途径。究竟采用哪些自然语言作为智能机器人的基础语言和人机交互语言，将成为人机传播中语言地位博弈和市场竞争的关键。

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同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将会形成语言传播混合模式+，即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互联网、语言传播混合模式+大数据、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型拓展模式，呈现不同的应用方式（见表2），从而改变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态，也为语言传播模式创新提供新的路径。

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因利用的技术不同，要想获得技术上的兼容和支持，实现无障碍传播，语言传播目标国家（地区）的技术条件与被传播语言所属国家（地区）的技术条件必须兼容和匹配。此外，被传播语言自身的信息化程度也要与信息技术的应用相适应，通常语言传播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越强，被传播语言的信息化水平就需要越高。

政府和市场对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有不同的应用方式。政府的推动方式主要表现在利用信息技术对语言资源和语言政策进行优化和配置，提供更为精准的语言政策和公共语言服务等，而市场的拉动方式则表现为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和分析预测语言学习需求，开展语言教学、人机对话等。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要考虑语言传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根据社会文化进程的变化将语言传播调整和转换到最佳模式，才能达到语言传播的效果。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隐性语言传播模式，政府在推动语言传播中可以借助隐性政策来减少语言传播中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文化冲突。基于信息技术的语言传播混合模式+需要特别考虑语言传播中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语言传播受到技术的驱动，但不能被技术裹挟，应保持对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语言传播从20世纪70～80年代适应现代化进程到今天顺应全球化发展，汉语传播从适应现代化之路到服务“一带一路”，一直发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变化的社会进程中。

回顾40年来语言传播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语言传播研究相对比较零散，视角宽泛，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虽然已形成前文论及的理论框架或思想，但至今依然没有形成公认的核心理论。语言传播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尚未明确，语言传播理论研究亟需加强。

结合Tollefson（2002）、王辉（2013）对语言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及García（2002、2010）对语言传播研究的概述，对已有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和语言传播所处的社会文化进程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随着人们对语言传播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渐加深，未来的语言传播理论研究领域将日益受到重视。理论意识将进一步增强，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将更加注重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和规律的研究，从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转变到对核心理论和共性问题的探索，从而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将更加注重语言传播与政策科学、跨文化传播、国际关系、市场营销、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从研究领域上看，将更加关注语言传播与全球化的融合发展和互动关系，更加关注语言传播与文化认同、话语体系建设、经贸发展及人口跨国流动等社会文化进程的联系，更加注重汉语国际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更加注重语言传播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随着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和对个人语言权利的重视，将更加关注语言传播对维护语言生态和少数族群语言权利的影响、非通用语言及方言的传播以及微观层面的语言传播。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理论需要吸收借鉴已有语言传播理论，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人云亦云。只有将汉语国际传播放置在全球语言传播的统一框架和社会文化进程中进行理论传承、借鉴和创新，才能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满足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需求，对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真正起到指导作用。这也是本文概述分析既有的语言传播理论并试图构建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语言文字应用》2019年第2期。作者王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语言政策、语言传播及文化交流。文章版权归原作者，限于版式，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有异议或侵权，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

张新生 李明芳 | 汉语能力标准比较初探

图/Pixabay网站

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

外一篇：

人文共同体传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新突破

原创 袁靖华 来源：对外传播微信公众号

【内容提要】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存在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超级大国煽动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立，肆意毁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的根基。针对大灾疫与大变局叠加的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反对“新冷战”与“文明冲突论”，以此为基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以文明对话交往沟通东西方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共创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共享通道，完备适应全球化可持续进程、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与仁爱和谐的道德秩序，帮助人类从失控冲突走向和谐平衡，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关键词】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上合组织 人文主义 文明对话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大灾疫和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引发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世界陷于不知前路何方的困境。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提出了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的倡导，在世界秩序分崩动乱的当下尤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管子》）人心不安、社会撕裂，需以人文精神之光为心灵灯塔、人文共同体建设为行动导引，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以此为基完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消除隔阂、互补鉴缺、民心相通，反对贸易战、科技战、脱钩战、影响力战等各色冷战，弥补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缺失，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一、人文共同体共创共享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弥补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大缺陷

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但精神文化的全球沟通严重失衡、停滞不前。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化，“且往往是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美国文化的扩张”，广大发展中国家、东方世界普遍在国际上失语、失声，没有言说自我、对话沟通的平等地位。全球文化交流单极跛脚，严重撕裂了全球化可持续进程。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暴露了霸权秩序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缺陷。建设人文共同体，消除隔阂、互补鉴缺、民心相通，全球化才有可持续的心理与文化根基。

人文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寄望以亚洲为始发地，增进国际社会合作。作为第一大洲，亚洲的和宁繁荣是世界和宁之锚。以“上海精神”为指引的上合组织是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以“和谐地区”理念成为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欧亚和平发展的“稳定之岛”。成立近20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成为维系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在亚洲首倡人文共同体，能帮助命运与共意识在周边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真正可持续推进、福泽各族各地。

亚洲国家主导和推动了多个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协议，如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带动世界过半人口的共同体建设，积累了不同文明类型国家间合作的经验。构建人文共同体既是文化、地缘亲近的现实呼应，也是历史记忆和未来愿景的共同启迪。

亚洲是古文明源地，也是人口、民族、信仰、语言、文化、传统等最丰富多样的地域。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自古中国与亚洲各地有着无数商贾、政要、文人、士僧往来沟通，丝绸之路开辟了人类文明交流史，生成了包容、开放、仁爱、平等的东方精神。人文交流互鉴、文明多元共融的传播过程最能表达古代东方的本质内涵：“仁”与“和”成为最大核心共识，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素为一贯追求。

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破坏了这一和谐自洽的东方传统，造成了惨烈的对抗冲突，割断、阻碍和破坏了亚洲各国原本系统而连续的文明和文化传承，使亚洲56%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余下是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当前超级大国又固守带给亚洲巨大痛苦记忆的战争思维，以印太战略不断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制造对立，推行单极霸权排他性秩序、零和博弈冲突型国际关系，这是造成世界冲突不断、风险频仍的根源，不仅“增加了该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与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更是与亚洲文化精神相背离。

“亚洲人始终将和谐视作调和人类传播多变性和复杂性的天平。”亚洲精神包含了“入世努力的生活态度、克勤克俭的工作精神、以义取利的商业理念、高度凝聚的团队精神”等。韩国学者提出：“必须通过以价值共有和归属感为基础的韩中人文连带寻求能创造出应对长期世界秩序变化的新共同价值体系的方案。”日本学者疾呼：“我们必须抱着重新审视人类传播本质、扩展人性概念的态度大力推进亚洲理论事业发展。”亚洲各国都经历了殖民侵略和霸权奴役的苦难，通过广泛多样的人文对话唤醒和平共存的历史记忆，建设和谐安宁的亚洲，符合最大多数亚洲人的利益。

疫情暴发后，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在社会治理和个体防护上自觉自律；病毒面前国无大小、民无贫富，同病共命、同舟共济，真正爱护生命生存这一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权。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为全球抗疫提供坚实及时的物资、人力、技术等诸方面支持，为稳定世界经济运转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引擎。开放包容、和宁仁爱的中国是全球化可持续的压舱石，亚洲与世界和宁繁荣的福音。

亚洲的历史和现实为人文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滋养，加强民心沟通，修复被帝国主义霸权破坏的地缘文化亲近，推进亚洲自古依赖的共享价值观念，促进多元文明互鉴，增进睦邻友好，构成了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和建设支柱。

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文明对话交往策略，开展全方位人文交流行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旅游、环保、体育、媒体等各领域、深层次、多渠道的广泛沟通；青少年、妇女、学者、艺术家、智库、企业、非政府组织、文化团体等多元参与主体在人文交往中唱主角；经济、社会、科技、传媒、生活、器物、政治、制度等所有领域的多样性精神与物质文化互动互联。各国政府应鼓励、支持、引导、协调、服务好各项人文交流传播，建立彼此文化要素融合对接、互补共进的人文纽带，让人文共同体成为共创共享更丰富多元的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主要通道。

二、人文共同体传播沟通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是人类文明共渡困厄的伦理罗盘

新冠肺炎疫情以前所未有的自然力挑战人类文明应对力。西方政客却以群体免疫、甩锅嫁祸为手段逃避防疫责任；公然抢夺他国他地防疫物资堕为“国际海盗”；肆意践踏科学防疫措施，罔顾民众生死；空喊人权却放任疫情失控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病症的集中发作，自私自利的个人自由主义、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病毒政治化的民粹主义、族群污名化的种族主义等，本质上都是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缺乏平等尊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反省敬畏。这充分说明，面对重大危机，精神和物质准备同等重要，唤醒人文精神之人的价值共识尤为根本。人文共同体力图完备适应可持续发展与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及道德秩序，以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主义思想工具帮助人类文明从冲突失控走向和谐平衡。它是人类顺利渡过历史险滩的伦理罗盘，是人类文明存续前行的根本要求。

西方人文主义滥觞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发展为哲学思潮和文艺运动。当时罗马帝国崩溃，饥荒、战乱、黑死病暴发，天主教禁锢思想，科技生产力停滞不前。人文主义开启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的价值理性，反对迷信愚昧，唤醒人类追求真善美，走出中世纪“黑暗时代”。人文主义视人为万事尺度，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反对暴力、歧视与蒙昧，关怀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均建基于此。

“亚洲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有一定差异，……须全面看待人文主义。” 中国人云“人命关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充分体认关爱人的生命价值。推己及人，以人文和谐为目的归宿是儒家关于社会的整体思维框架。墨家以“兼爱”进一步发展“仁爱”：“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2020年初中国率先遭受新冠病毒攻击，本着对生命健康权的最大维护，在最短时间内举国调集人、财、物驰援湖北、封城武汉，倾尽全国资源最大限度狙击瘟疫，为世界赢得抗疫时间。支撑中国社会制度发挥优势、有效抗疫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

东方人文主义由人与人的仁爱进而追求整个社会“以和为贵”的人文关怀，厚德载物“天下一家”的人文博爱，顺应天人和合之律的人与人、社会、自然的生态和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视和谐为宇宙人生准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参照宇宙秩序建立社会秩序，因循自然法则保持人间和谐，以和谐大道反对一切有违天人和合的霸道。

当代日本哲学家广松涉指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性的协同体，这恰是人类存在与自然界动物生命存在的根本异质性。”佛曰：“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爱真善美是人性共识。“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 “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和宁，礼之用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由“人和”追求世间万物和谐安宁是东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与价值追求。

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本质精神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不断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和指路明灯”，“是开启并协调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钥匙，良知托举的人文之道是人类发展自我、增进福祉最强有力的支撑，“人文精神造就灵魂……启示方向”，素为东西历代文艺创作旨归，“文学家可称为职业的博爱者和人道主义生产者”，“我们之所以生，所以有同情、希望和精力，是为了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个体与个体、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行为是调整各种力量间平衡关系、赋予人类生活与生命意义的重要媒介”，文艺创作、媒体报道、人文交往等各种文化生产传播活动，应以融通东西人文主义价值共识为旨归，全面、深入、持久地关注人的生命尊严、生存价值，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和谐，纠偏工具理性“以用为本”的价值观异化，倡导价值理性“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价值观，寻求平衡经济增长与价值关怀，协调文明对话多元并存的人类幸福希望之路，携手共建人文共同体。

三、人文共同体传播倡导文明对话观，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超级大国未有效施措狙击疫情，反而推波助澜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抗，肆意破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毁坏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心理根基：《华尔街日报》公然宣扬“亚洲病夫论”，亚裔频遭歧视攻击；北美、西欧分别爆发了白人与黑人、穆斯林的族群大冲突；“美国优先”口号的民粹主义话语，自恃其人种文明高人一等，奉行一国一族一群之私利“优先”，执意改造和取代其他文明；斯金纳、金里奇、蓬佩奥等鼓噪文明冲突论、对抗性国际关系、大国零和博弈、国际霸权主义，意欲将世界拖入新冷战泥潭。

如何看待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对抗、冲突、征服还是尊重、交流、互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明对话观，与所谓“文明冲突论”高下立见。后者从思想根源反映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与人类族群及文明的多元事实构成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固守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恋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却不能宽容兼爱文明作为人类生活根基具有的最普遍通约性。这也是单极霸权秩序及其逆全球化症候共同的思想病根，导致“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到了互相吞噬的地步”。“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 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反对“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陷阱，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冲突，加强文明对话的自觉力、自省力、胜任力，要务是共建人文共同体，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和平安宁是全人类最大利益，文明对话的人文共同体是人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各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传统、信仰不分优劣高下，文明绵延千年的奥秘是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22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再次激活了这条文明对话的人文大动脉。

尊重多样、平等包容、相互参照，是人文共同体文明对话的起点。中华文化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学习型文明，“反对排他性、优越性与中心性，不追求文化共同性或均质化”，以“和而不同”原则、谦卑开放心态与多元文明交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相互借鉴并不危及文明，只会滋养文明走得更长远；同化、征服与改造异文明不仅消耗世界和平，更导致文明生机枯竭。

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是人类文明共渡困厄的伦理罗盘，从更宏阔长远的视野，本着“了解之同情”以“我和你”平等对话，不视对方为“他者”异类，反对“我与他”的对抗冲突。这是中华文化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登高望远、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中华文化精神气度，在当前尤其具有全球示范和启迪意义。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研究”(19BXW050)、2021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21ZJQN04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运河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