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建新先生因病于2024年9月21日13时33分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让我们法律人非常悲痛，我们不只是为一位领导人的去世而悲，更多是为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而痛。2看到微信上许多讣告以及个别缅怀文章。作为一个法治的普及者，我就想应该写一写，一是缅怀二是回忆三是法治普及，于是就有了：任建新与“新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任建新与“新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这篇小文。3我选取的是任建新关注“新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这个切入点。首先考据的是事实存在与否，真相如何。文章的出处在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9日《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始末》，里面记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后，将该报道电传给浙江高院时任院长袁芳烈，批示要求浙江高院依法秉公办理。这是最高法院的机关报权威刊登，也是我文章的主要依据。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有这个批示？具体内容是什么？3说来，这样的史实肯定是不够的。于是，我联系了曾供职于最高法院的蔡小雪法官向他求证，他说自己没有见到过任建新批示件。但他提供了一条线索：听说是清华大学何海波专门考证过这个案例。正巧，何老师在河北大学参加全国法2024年会，我于是有机会当面求证。42022-11-14

12024年9月20日，JX航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GH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JX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差异化分红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书》。2据我所知，这几乎是证券市场的常规法律服务业务，也算是比较成熟的律师业务，但没想到就这样的常规律师也出现了问题。9月23日晚间，JX航空发布《关于差异化分红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及致歉公告》。公告称，由于律师事务所疏忽，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公司名称存在错误。公司名称都搞错，这错有点离谱。想起了一首情歌：你说过几天来看我，一走就是两年多，连我的名字都说错，看你这次怎么说。3“GH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JX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达软件”或“公司”）的委托，……四、本所律师仅就与网达软件本次差异化分红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从更正的内容看，明显是公司简称用错。正如广大网友所猜测的那样：应该是模板套用且未仔细检查出现的低级错误。网友又一次猜对了答案。4这个错误不算大。正如JX航空在公告中所表示的那样：“上述更正不会导致法律意见书结果的变更。”而且除上述更正内容以外，法律意见书其余内容不变。显然，相关方面认为数据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公司简称。这样的文字疏漏，确实不会有大的问题，相信广大网友也理解。5但这个错误又很大。正如公告所说：公司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为事关投资者决策，事关信息披露的质量，这对证券市场来说确实是个问题。6这个疏漏最大的问题在于太低级，因为只是文字错误。更重要的是错漏之处在于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出，这样的文字错误杀伤力太大了。业内人都知道，许多法律意见书外面的人并不关注，他们也确实关注不了，因为不专业。前段时间我也承接了一个法律意见书，客户提出前期付款一部分，后期“待客户验收合格后付款”。我当然拒绝了，理由是你本身不懂这项法律业务才来委托律师，你又有什么能力验收？你总不能为了这个项目，再请一家律师所负责验收吧？接这样的项目，除了内容，错别字也是我们很关注的，因为客户看不懂内容，但他看得出错别字啊。7这也是本次律师所乌龙事件中大家质疑的地方。你连这么简单的公司名称都搞错，你怎么能说自己的法律服务专业？在这个意义上，律师服务的专业化除了法律，还有细节。或许这个疏忽与责任心有关，也与服务价格有关，这应该是业内明知的。多年来，我们一直用“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开客

网络图片1一年一度的省亲之旅，这次和往年一样，也是来去匆匆，因为现在总是事情太多，感觉时间不够用。去了岳父家住了一夜，清晨离家前，我循例给岳母留了点现金。岳母推让，“你每年都给，我也花不着，今年就不用了”。我笑笑，把钱放在桌面上，“拿着吧，不多，救急用”。2岳父母生了五女一子，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这一辈子过得相当不容易，总是精打细算，说来，这也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共同经历。24年前，我的孩子出生，岳母经常从乡下来城里帮忙带孩子。每次岳母回家，我总给点现金，岳母也总是推辞，但终究收下。因为岳母当时已经60多岁，这个年龄的农民几乎没有了经济收入，所以这点钱，我相信岳母一定都是存起来用。3岳母存钱当然是为了孩子，特别是内弟。因为按本地的风俗，内弟要定亲、结婚，需要巨额彩礼，而且还要起新房。我们经常说，要想一天不安顿，请客吃饭，要考虑请的嘉宾，要考虑陪同的人员，要考虑宾主之间的关系，要考虑饭店的位置和档次，要考虑人家客人来不来。要想一年不安顿，盖新房。要拆旧房子，要借住别人家的房子，要准备物料，要请工匠，要监督施工，要考虑经济实惠。要想一辈子不安顿，你就娶二房，因为小老婆一进家门，那你家里一定热闹无比。所以，盖新房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真是件大事。4知道岳父母为房子发愁，毕竟60多岁的人了。我经常安慰他们，如果真的需要盖房子，主要是钱的问题，我会全力支持。我想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们确实应当为老人分忧。没想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岳父母所在的村庄整体搬迁，置换成了楼房。这几乎解决了他们的最大后顾之忧。5但每次到岳父母家探望，包括他们从我佛山的家中返回老家，我都给老人家带点现金。老人家照例会推辞，但总会收下。我相信，老人家确实不只是需要钱，毕竟现在的生活条件还可以，更多这点钱拿在手里、存在银行，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手中有钱，心中不慌。就像我们常说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样。其实不只是老人家，我在家里也会稍微放点现金，主要是为了心安。6在家几天，也听到不少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引发的案件。这些年，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一些老年人把手中的钱投入虚拟经济，很多受骗血本无归。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安，总觉得货币贬值严重，于是想赚点高利息，没想到你看中人家的高利息，人家谋的是你的本金。想想这些人真是吸血鬼，但你有什么办法。就我看来，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少接触那些高大上的金融衍生品，毕竟这个世界上，骗子的人是大多数善良的人所想不到的。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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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原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任建新同志，因病于2024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大家不知道的是，任建新曾任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的秘书。大家更不知道的，任建新曾是新中国001号律师持有者，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部长，也是环球所最早的负责人。因为在“文革”中他仍然代理商标注册等法律业务，所以1979年国家重新聘请和颁发律师资格时，任建新名列第一。坐落于北京国际饭店3层的律师博物馆的馆名，正是由任建新同志题写。002号律师证的拥有者是柳谷书，知识产权领域鼎鼎大名的柳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柳传志他爸。柳谷书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律师之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由他一手创办，他还是中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创办者，中国002号律师证的拥有者。008号律师证是任继圣的，正局级律师，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律协会长……2其实，民国初始有了律师制度。中华民国的001号律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烧了家的那位。曹汝霖在日本留学就是学的法律。当时民国法律规定，只要是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公立大学学习法政学3年以上，并有毕业证的，就可不经过考试，直接领取律师资格证。曹汝霖跑去领律师证，没想到竟然是001号！可贵为“001”号的曹汝霖，刚开始几乎接不到案子，差点饿死，毕竟那时请律师打官司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直到有一天，曹汝霖接了一件花案。上海宝山某镇有一对周氏姐妹，人长得漂亮但也很风骚，经常勾引男人。有一次，姐妹俩勾搭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3人发生关系。在这个不可描述的过程中，小伙子猝死了，然后两姐妹就被抓起来，以强奸致死罪起诉。曹汝霖成为两姐妹的辩护律师。曹汝霖认为，小伙子与两姐妹发生关系是双方自愿行为，非两姐妹强迫，所以不能说是强奸。况且小伙子是性猝死，而非两姐妹强奸致死。曹汝霖还辩护，在当时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女性强奸男性的明文规定，说两姐妹强奸，此举是于法无据。最终，法院认同曹汝霖的辩护主张，判两姐妹无罪。曹汝霖也因此案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声名大噪。3说来，律师这个职业自古有之，古代叫状讼师、状师，现代叫律师。从状师到律师的转换，缘于近代中国第一个律师——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新加坡，3岁时随父回国，迁居广州市郊芳村，14岁进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毕业后留港任高等审判厅及地方审判厅译员。伍廷芳的墓地，就位于广州越秀山孙中山纪念碑的东面。1877年1月，伍廷芳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资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所谓第一位“外国律师”即由此而来。在我老东家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就有一个大会议室以伍廷芳命名以纪念首位大律师。1877年3月，由于父亲病逝，伍廷芳回到香港。因林肯法律学院的名气，伍廷芳返回香港后不久就被批准为执业大律师。5月18日，港英政府律政司经过认真审核，决定准许伍廷芳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伍廷芳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中国人。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在清末与沈家本一同进行清末修律活动，力主废除各项酷刑，主持起草各项新法。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时，主持制订律令，对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宣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律师制度，伍廷芳指出，当事人在公堂之上往往惶恐，言辞难免有失，因此应由律师来代理一切事宜。这一制度各国具有。而且国家对于重大案件指定律师，贫民接受法律援助，均有裨益。伍廷芳以大律师身份参与案件的辩护并不多，但他总能以渊博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为维护华人权益竭尽全力。他有过胜诉的喜悦，也有过败诉的无奈和屈辱。“福州中美诉讼案”和“争免华人死后剖尸案”是两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在香港执业的经历使伍廷芳强烈地感觉到，国家弱则华人律师无用武之地。他从此开始为废除治外法权进行不懈的努力。当今，中国律师已经有70万之多，我们抚古思今，或许感慨万端。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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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沉痛悼念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原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任建新同志。他因病于2024年9月21日13时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2任老：1992年至199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97年至199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这个阶段我开始进入法院工作。由于最高法院院长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而且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的法院地位迅速上升，在公检法司中的地位迅速攀升，不客气地说，那是法院的高光时刻。当然，如果说起中国的法院建设，对法院贡献最大的，今天看来应该是郑天翔院长。3任老自1988年开始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90年行政诉讼法开始施行。据现有资料披露，任老很关注中国农民告县政府第一案。41985年，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在河滩上抛石填河造房，县政府认为老包家的房子对抗洪防汛造成了干扰，在多次劝说、下达强制拆除决定无果后，于1987年7月4日，将包家已竣工落成的楼房炸去一部分。被强拆了房子而自感走投无路的包郑照，一纸诉状将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包郑照为立案奔波了一年多后，案件受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注，指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当时还没有颁布行政诉讼法，是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与判决的，判决结果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但法院受理这起案件对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起行政案件，但因为其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它唤起了公民依法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政府对依法行政的反思，推动了中国的行政诉讼立法。5包郑照，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黄德余，时任苍南县县长。黄德余决定亲自出庭，就这样成为全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第一人。由于要求旁听庭审的人数众多，温州中院庭审地点不得不从有450个座位的苍南法院移到了有1000多个座位的苍南县电影院。即使这样，仍然难以满足需求。法院印发了1000张旁听证，但依然是一证难求，精明的温州人甚至做起了生意，当时旁听证炒到了100元一张。61988年8月25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和县长第一次平等地对簿公堂。不懂普通话的包郑照，带着儿女、妻子等8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包郑照时年61岁，头发灰白，他捧着一个水烟壶坐在法庭上，目光愤然，缄默不语，神色严峻。1000余名群众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26家新闻单位的近50名记者齐聚在电影院内旁听。71988年8月28日，温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包郑照等人的房子属违章建筑，影响引洪排洪，危害闸坝安全，苍南县政府强行拆除合法，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一审败诉后，包家人不服，上诉到浙江高院。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后，将该报道电传给浙江高院时任院长袁芳烈，批示要求浙江高院依法秉公办理。8浙江高院组成精干力量，于1988年11月18日在温州市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于1988年12月26日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认为：国务院和浙江省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毁堤填河设障；包郑照等无视政令，其毁堤填河建房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保护水利工程设施、严禁毁堤填河设障的有关规定和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条例》、浙江省政府颁布的《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条款，致使河道行洪蓄洪能力减弱，危害海堤安全。舥艚镇“个别领导违规的口头同意”，本属无效。苍南县政府在多次教育并责令其限期自行清障无效后，为保护水利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予以强行清障是合法的。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尽管最高法院院长很关心，亲自批示（我猜测不出任建新院长的态度），但最终结果还是公民败诉。或许这也是该案的一个重要亮点，最高法院院长也左右不了案件。9该案不是中国第一起行政案件，却因为其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虽然原告败诉了，但它唤起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政府对依法行政的反思，推动了中国的行政诉讼立法，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印记，成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标本。媒体评论说，这虽是人民法院一小步，却是中国法治的一大步。2008年1月24日，经过翻修早已旧貌换新颜并更名为“苍南影城”的电影院里，以这起“民告官”案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告状》首映。近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在“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二十周年”的字幕中落下帷幕。10官司结束后的第三年，包郑照的孙子出生，他给孩子取名包诉讼，来纪念当年的这场官司。2002年，包郑照老人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子孙的最后一句话是：“当年我这桩官司尽管输了，但能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还与县长成了朋友，我今生无憾。今后你们一定要更好地学法、守法。”11如果现在分析，这个案件仍然值得回味。1985年8月，包郑照在舥艚镇东面的河滩上抛石填河，形成三间屋基，向舥艚镇城建办申请建房，建房审批表中有当地生产大队“同意建房，请主管部门审批”的意见和印章，没有镇城建办和镇政府的审批意见和印章。经舥艚镇个别领导违规口头同意，包家动工建房，盖起三间三层楼房，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后县政府根据相关法规认为，包家的房屋盖在了河堤范围内，对抗洪防汛造成了干扰，要求拆除。现在看来，这里面有一个信赖利益保护和比例原则，是否必须拆除，也值得研究。一个村民，你让他怎么知道这么严格的手续？而且又经过了领导同意，怎么说责任全在包家？据原告代理律师说，如果有后来的行政诉讼法（当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或许案件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但愿。依照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虽然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很窄，且立的是民事案号，采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但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在新中国的初步建立。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行政诉讼制度正式建立。该法明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当事人，和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江平当时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罗豪才和应松年担任副组长。据江平回忆，行政诉讼法草案通过《人民日报》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共收到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和法院、检察院的意见130多份，公民直接寄送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300多份。除此之外，还召开了各部门参加的4场座谈会征求意见，并召开80多人参加的专门会议对草案逐条讨论修改。当全国人大通过的时候，很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通过，一派反对。反对的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认为民告官太厉害了，但是无论学者、老百姓都主张通过，大势所趋。12据说上述房屋虽然法院判决拆除，但最终却意外地部分保留了下来。大约在2022年，著名行政法学者章剑生、何海波老师曾提议设立包郑照纪念馆，以此纪念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我在网上也热烈响应，建议发动捐助，设立行政法治书籍展示。在参加全国行政法年会期间，正好与两位倡议人相遇，谈及此事，不禁感慨当年。据章老师说，纪念馆已经建成，我期待有机会去实地参观。13任建新院长高度关注行政审判工作。1990年9月13日至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后称一行会（第一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任建新院长在会议上作了《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努力开创行政审判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在1992年，任建新发表《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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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几天，一直在开全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的2024年会。听了一批知名学者发言，很受启发和教益。大家都知道，行政争议解决的公正与否，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关法治政府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一手托着“民”，一手托着“官”，是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治途径。2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这些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成果，在我们这个见官怕三分的国度，能够让平头百姓把官老爷告到法庭，而且告官要见官，法庭上允许老百姓指手画脚，而政府机关负责举证证明其行为合法，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也是我前段时间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李本教授时，交流的核心观点之一。3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当前的行政救济质量不高，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仍有不小的差距。或者说，目前的救济路径和民众的期盼之间还存在一定或者说较大的差距。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从实务角度讲一点感受。4目前看，最主要的还是法院人员的轮岗交流制度，导致行政审判专业人才的流失严重。许多法院从民事、刑事审判业务庭转岗了一批法官到了审判岗位，相当部分人员用原有的思维审理行政案件，这里面的问题非常严重。首先，要承认法律是门科学。被称为法学之源的英国大法官柯克曾说：“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地学习和实践。”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也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但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由于法官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事实上法律的科学属性并没有被得到重视。在许多领导眼里，法律不过就是法条，看看书就会，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法院院长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训练。也正是这个原因，法官可以在刑事、民事、行政各个岗位之间来回交流。因为你不过是司法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5其次，要承认行政审判是一门科学。行政法由于其复杂性，需要很长的科学锻炼，既要知道政府运行规则，又要知道政府治理机制，还要知道政府规制的规则和体系。我自己在法制办工作时，尽管是从法院转岗，但我当年在法院从事的民商事审判，也是用了多年时间才搞明白政府法制里面的事。相信当过行政法官的人都清楚，办理一个行政案件，不仅仅要搞明白一个部门的法律法规，甚至还有国家部委、上级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搞一个行政案件，就等于一次对这个部门的法律调研和学习。6不能不承认相当部分法官是非常优秀的，但要从一个岗位转入另一个岗位，要从熟悉情况到熟练掌握审判技巧，可能要一段时间的历练。但法官不能拒绝裁判，要知道，这是以案件、以当事人的胜败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凭什么要落在这些不幸的人身上。7轮岗解决不了贪腐问题。许多人认为经常轮岗，就会让坏人不敢也不能腐败，这几乎是空想。就我多年体制内经历看，有些人的坏你不能想象，你让他看大门他也敢揩油。因此，轮岗事实上解决不了贪腐问题。8就我看来，培养一批有法律理念、知行政审判规律的法官不容易，一轮岗，就等于让他们自废武功。或许，要彻底解决当前的行政上诉率高、申诉率高、信访率高的难题不容易，但可以从改变法官轮岗制度这个小切口入手。2024年9月21日星期六

[Image]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24年年会会议议程主办单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承办单位河北大学DETAILED会议议程[Image]9月21日一、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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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点昨天的事。昨天客户在案件沟通群里发了一段录音，希望律师听一听，要求给个解释。听了一下，大约是一位行政复议人员的电话，里面指责客户。说：你请的是什么律师，为什么在行政复议书不详细指出行政机关的问题，而是一些套话，复议办想帮助你都很难，你的律师既然收了你的钱，就应该把你的问题好好解决，特别是对你负责。首先，对客户这种录音方式我绝对不认同。我同人讲电话从来不录音，如果要录，我一定会事先征得别人的同意，这是我的风格，也是我的原则，我和多位法官、官员说过：我不干那样的事。2听了录音，我笑笑。因为这样的指责，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自己天天高调地以行政法专业律师自居，许多同行希望能看一看我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起诉状学习借鉴，我总是告诉他，不用看，因为很简单几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云云。许多同行很鄙夷，你就这样敷衍？包括我自己在公开讲课中，我也讲到自己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诉讼起诉状，就像漂亮女孩子的超短裙一样，越简单越好。看看，这不被人家打脸了吧。3许多客户也存在这样的疑惑，你怎么这样子写，人家别的律师都是长篇大论，各种理由，不一而足，你这样子写是不是很没水平？说起来，因为这样的文书，我要多费好多口舌，因为我得给客户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如果没有连这点事儿都不懂，我就不配称专业行政法律师”，这是在一次法庭上我怼一位行政法官的话。这个案件没想到效果竟然异常顺利，还是遇到了好法官。也很幸运，大多数客户认同我的方法，而且效果也不错，个别不认同的，最终以我没有收到律师费他没有委托我代理而结束双方的友好关系。4之所以这样写，很大程度上应对目前的行政复议受理难、行政诉讼立案难。昨天到河北大学参加行政法年会，和一位大学教授同行，他还说到这个话题，认为确实存在受理难关。我笑笑，因为他只是理论上的感受，而于我是现身说法，何止是难，现在是越来越难，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立案成功几乎等案件成功了一半。你在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诉讼起诉状写得太多，立案庭的一个合同制书记员，复议办的一个临时工小妹妹就会为难死你，因为他们每样都要你举证。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少说为佳？5还有个问题就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机关举证规则。其实，这些年，他们几乎也把这个规则玩坏了，动不动以原告需要提供基本证据为由，对案件的受理设置各种各样的关卡。为了把人民群众挡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大门外，他们很努力。我这样说当然政治不正确，也与一些人的观点不一致，许多人会说，我立案好像并不难啊。恭喜你，你很幸运；另外，你可能是常规案件，这当然不很难。可惜啊，王学堂律师的案件就很不一样，非常规、非常案、非常法，这也是我接案的前提：挑战自我。这会导致我们的感受就很不一样。6还有个问题，人家之所以说律师水平不行，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律师是哪一个。因为考虑到要顺利闯过立案关，我们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诉讼起诉状都是以当事人名义签署并由其自行邮寄。尽管办案人员能从行文风格上看出是律师所为，但他不知道律师是谁。这样事实上会省好多麻烦，因为你用律师的身份立案，他们就欺负你是律师身份，因为你有律师证，所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次竟然给我找了个错别字，然后指责律师太不认真，于是立案又无期限拖延下去。你以为律师是小学生，一个字都不能错啊？7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说我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诉讼起诉状写得不好，这我自己都承认，客户也知道。但你如果说我的法律水平不行，特别是说我行政法不专业，这绝对不是事实。因为这是挑战我的饭碗，我不能不和你急。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

会议期间，我向朱光潜先生嫡孙宛小平（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聊起我在狱中读“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启示，朗朗上口，对其祖父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使他感到新奇。2024年中秋节已重返法律界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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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9月20日。让我们把时光倒拨，回到70年前。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0日，大会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由此诞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既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2现行的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规定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强调以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工作重点，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加切实和明确。在国家机构方面，它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它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3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亲自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着手起草宪法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斟酌和修改，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暂告一段落。1954年6月1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并发表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之后两个多月，全国各地组织约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52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4在宪法草案讨论中，曾有代表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坚决拒绝。毛泽东说：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搞宪法就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在各地的宪法草案讨论中，许多地区听辅导报告和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70%以上。人民群众把宪法看作是人民的“翻身法”、各族人民的“团结法”、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幸福法”，宪法草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宪法草案的讨论与宣传成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力。以上资料引自韩震武先生《1954宪法的民主过程》，载微信公众号1954宪法的民主过程5作为一名行政法律人，一名宪法的顶礼膜拜者，对2024年9月20日这个纪念日自然倍加铭记。我带领佛山法学会行政法委员会的同仁，一起到广州参观了设在上茂律师所的法治陈列馆。我的老朋友周磊更是挤出宝贵时间，全程陪同。一件件文物听他信手拈来，让我对他为法治宣传的热情而感动。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来参观了，但每次总有新的收获，这就是历史，常翻常新。6让我们永远铭记1954年9月20日这个中国宪法史上开篇的日子。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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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昨天是九一八国耻日，长达20分钟的鸣笛让我们牢记国耻。这样的日子不能不让人想起张学良。想起了张学良，一生最痛恨的那一首诗。2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奉命不战而退，开往关内，造成东北河山沦陷，引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还给他个“不抵抗将军”的名号。更有当时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于1931年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写了二首《哀沈阳》的诗，以此来批评讽刺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3马君武（1881—1940），广西人，诗人，近代学者、教育家、政治家。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化学。后短暂任职过广西省长。他脱离政界，致力教育，创办了广西大学，出任校长。此诗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纸争相转载，声势空前。胡蝶在《时事新报》上连续两天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学者李天纲先生考证指出，张学良和胡蝶，终生从未见过面，在台北，在上海，在沈阳，在北平，他们都没有见过面，更不曾‘跳舞’。总之，张学良和胡蝶并没有什么风流公案。现在看来，这首诗几乎属于诽谤，但众口铄金，民众才不关心他俩到底跳过舞没有呢。5胡蝶也是公众人物，她的银幕生涯留有很多个“第一”：1928年开拍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最长的武侠系列片，她出演了18集中的17集，有影坛“第一侠女”之誉。1931年，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1932年，她主演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啼笑因缘》。1933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创1930年代国产片上座最高纪录；同年主演的《狂流》则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口碑票房俱佳。她还是国内最早做广告的明星……1933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电影皇后”的桂冠，由此伴随她一生。6马君武的《哀沈阳》见报之后，还有人曾经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胡蝶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胡蝶在这件事上是最冤枉和无辜的，但胡蝶表现出的冷静的洞察力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敬佩。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胡蝶开始撰写回忆录，她在这部书中评述了那个令她不快的“九·一八”之夜对她的讹传。对于这桩公案，胡蝶说：“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她还说，“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7这个故事还有一段插曲。诗中的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排行第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因为马君武的诗不是事实，就怕人家当面质问啊。8张学良也非常痛恨马君武，这首《哀沈阳》也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每每提起此事都是异常恼恨。张学良晚年时，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对他进行了专访，并经他同意后，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据书中记载，关于那首《哀沈阳》，张学良是这样说的：“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根本没有任何关系……”9俱往矣。2024年9月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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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个老案例了，发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2因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不堪其扰，在发现来电基本是同一号段后，河北的蔡女士决定向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投诉。而按照相关规定，只有将通话语音等证据以光盘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邮政渠道邮寄给相关部门，投诉才能被受理。这样的规定是否合适，我想各位可以自行考虑。3让蔡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光盘刻好后在邮寄时却遇到了麻烦。“当时邮政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按照某省《邮政条例》的规定，对不能确定安全的物品，用户必须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用户不能出具安全证明的，不予收寄。所以要想寄出光盘，我们必须到文化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开具证明。”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他的儿子高先生开始为这一纸证明到处奔波，结果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事情却毫无进展。因为他发现，根本找不到能出具这一纸证明的部门。“我去找文化管理部门，人家告诉我国务院已经撤销了相关规定，没有这个法定职能，拒绝开具此类证明。我去找街道、居委会，也被拒绝了。作为一个企业，邮政集团也没有权力要求这些基层部门开具证明。”4再次与邮政集团交涉后，高先生被告知，可以去能现场查验光盘内容的网点进行邮寄。但他发现，距离自己最近的光盘审查点，骑车也要二三十分钟才能到。几经交涉，邮政集团的工作人员作了一些调整，让高先生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光盘，在家附近的邮政集团营业点办理，大厅监控之下当场把光盘进行播放查验之后，这些光盘才得以邮寄出去。5某省《邮政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发现交寄、夹寄禁止寄递物品的，不予收寄，并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不能确定安全的物品，应当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并详实记录物品名称、数量、重量、收寄时间、寄件人和收件人名址等内容，记录留存应当不少于一年。用户不能出具安全证明的，不予收寄。”2020年8月，蔡女士以《邮政条例》违反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且不符合邮政法立法本意，又没有可操作性为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对《邮政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6收到这一审查建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此事专门征求了相关部委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邮政法作了原则性规定，更多的衔接性内容可以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更细致的规定。《邮政条例》不存在与邮政法抵触问题，该案例更多的是反映怎么改进具体工作的问题。邮政法中规定的“验视”与公安机关的“查验”是不一样的，邮政企业不能直接查看邮件里面的内容，实践中邮政企业一概机械地要求什么都要“验视”的做法确实存在问题。邮政企业“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的做法也给用户造成了很大不便，政府部门的工作应当优化营商环境，让开具证明的事情更少一些，让群众更少跑路，通过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解决证明的问题，而不是让用户去获取证明。7最终，法工委经研究认为，虽然从字面上看，《邮政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不存在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但对不能确定安全的物品一律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减少证明事项的改革要求，既给群众办事增加负担，在实践中又缺乏可操作性。据此，法工委建议制定机关根据党中央改革精神适时对《条例》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完善。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对不能确定安全的交寄物品，应当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安全证明，有公民对此提出审查建议。我们审查认为，对不能确定安全的物品一律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减少证明事项的改革要求，既给群众办事增加负担，又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9感谢这位较真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权利的得来要靠个人去争取，而这个世界上就需要更多这样较真的人。2024年9月17日星期二

1时下，法学是热门专业，每年高考热度不减。据说，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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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2023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2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34万套，基本建成181万套；全国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工建设和筹集265万套（间）。2023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25万个，涉及居民876万户。这么大的数量，我们不禁对统计数据有所怀疑，会不会有水分？答案是一定会的。2棚户区改造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实施。政府实行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土地出让收益返还等优惠政策。一般来说，中央对棚户区改造实行补助，省级人民政府也要相应补助，市、县人民政府配套改造的资金投入。但一般说来，这些配套比例往往是上级出小头，大头在地方。这个大头会让地方很头大。日前，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经查：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3也就是说，县委书记和县长指挥下属的公务员，给国家交了个“假棚改”，然后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这胆子真大啊。记者核查相关资料发现，2015年至2016年，洞口县未走审批备案程序，擅自将10个棚改项目5079户中的2077户安置房安置、1296户货币安置调整为环境综合整治，将项目资金投入棚户区道路、路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修建。4相信洞口县委书记和县长不是知道这样做的风险，说起原因还在于钱。当地官员对记者回应，在实际操作中因县财政无法配套落地资金，被改为环境综合整治。以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原计划改造1500户，其中300户货币安置，1200户建设安置房。然而，按照当时的拆迁补偿标准和建设费用，中央、省级专项补助资金为1245.6万元，但县财政需配套资金超1亿元，地方财力难以承担，最终变成搞变通、打折扣。这在地方几乎是常态，看着上面有补贴，但地方需要配套，上面补1200万元，下面需要按1：10配套，这成了地方沉重的负担。5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在钱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只能造假了。经查实，棚改项目实施过程中，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而主管部门在验收项目时“搞变通”“开绿灯”，导致一些明显不切实际的“问题项目”获得通过。6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其中对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委原副书记、县长周乐彬，洞口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立志，洞口县原副县长张建云等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7截至2024年8月底，湖南省起底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这说明，可不只是洞口一个县在造假。8处分干部当然容易，但可能要反思一下当前的财政配套制度，动辄要求地方巨额配套，确实让地方政府压力山大。2024年9月15日星期日

12024年9月13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发布“财政部对普华永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考虑到中国证监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9年、2020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3.25亿元的行政处罚。财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1.16亿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财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给予普华永道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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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秋、国庆节假将至，2024年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说起来，这样的通报往往与吃喝、送礼、受贿有关。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的通报就有点特别。组织会议过多过频，这个罪名看起来不小，但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这还真不是个别现象。于斌在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一年开了200多次会，几乎等于每个工作日都开一次会，而且这位院长还特别喜欢刷存在感，每次会竟然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难怪中央纪律得通报他了，这得牵扯全院多大精力啊。2我从天眼查查询了一下，这家卫生院总共也就20个人以下。20人里面能当个院长，这个院长看来非得当出点威风来。当官耍威风的方式，当然是开会，因为开会时他就是发言人，他可以训斥其他人。于是，为了这个威风，他几乎每天都开个会，要么是晨会，要么是午会。晨会可能会影响医护人员接诊，而午会可能会影响医护人员休息。3天天开会，又是个20人的小单位，再说也就是个乡镇卫生院长，哪有那么多会议精神要传达。我在小单位待过，这样的会议无非是些车轱辘子话。我们老家叫颠来倒去，陈芝麻烂谷子，就是那些东西，因为开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摆架子而已。4开会里遇到病人前来就诊怎么办？理论上当然是先救死扶伤，因为这是医生的主业。但从通报中看，开会竟然影响了医护人员接诊，说明要先参加院长的会议，让病人等着院长把会开完。我在法院里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开会，有时就用开庭、外出执行公务、接待当事人等理由请假。有时法院院长就很不高兴，“有些同志竟然这么重要的会议都找借口不参加，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我在一个单位负责时，就定了规矩，工作优先、会议可以不参加，因为我们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工作的。5理论上讲，医院院长开会，开到副院长、中层主任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位院长喜欢开全院干部职工大会？因为他管的人太少了，才20人不到，如果只给几个人开，没有存在感。6他为什么喜欢开会？或许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但我更多认为可能是在推卸责任。理由很简单，现在上级考核指标不少，出了事就拿院长开刀，院长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当然要开会，层层传达落实。我开了会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你们出事了是你们不听我的话，与我无关。7现在一年开200多次会议的单位可不只是一个乡镇卫生院。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2022年，国家管网集团总部（含部门单位）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800余次。818大以后，许多多年来想解决而一直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如公款吃喝等，但会议泛滥之风仍然存在，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

12024年9月5日，经台北地检署抗告并成功，台北地方法院宣示裁定结果，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遭到收押禁见，当天傍晚6时33分被送抵看守所。据媒体披露，柯文哲被安排在3人间，入所后并不享有特权，和其他收容人一样，依照规定程式接受健康检查并记录在案。据东森新闻报道，柯文哲入所后情绪还算稳定。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萍表示，有一种说法是：通常这种很高位置的人，最好不要第一时间让他住单人房，因为心理落差太大。2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萍可能说得不对，他不知道单独囚禁的危害。我们会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看到有些犯人会被关押在单独牢房，看上去更干净、更安静、更安全。实际上，现实中，谁进了“单独监禁”的牢房，那才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种单独牢房的发明，向来都不是保护罪犯，而是来自一个实验——“感觉剥夺实验”，最初的目的是折磨罪犯。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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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应当知道，这是我篡改了首席的说法。2024年9月9日，首席大法官以“加强释法说理，提升司法公信”为题，在国家法官学院秋季开学典礼暨“人民法院大讲堂”授课。大法官指出：老百姓打官司不仅仅是要个裁判结果，更是一个有理有据、可感可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我认为如果仔细分析，可能要把老百姓分成胜诉方和败诉方才更合适。2说到这里，想起了大约16年前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我和一位法官师弟见面，他告诉我刚刚完成了一份非常优秀的判决书，非常得意。于是，我拜读了一下，看了首部的原告、被告信息，然后简单看了原告诉称和被告辩称，我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先看裁判结果。师弟对此大为不满意，“我用了几天工夫才写了份精品文书，你竟然不看我的论证和讲道理，上来就关心裁判结果”。这当然难不住巧言善辩的我，我说，“是想看看你的裁判结果有无大开大阖，然后再回来仔细分析你的论证过程”。3倒也不是狡辩。其实，我无论是从事法官时，还是现在做律师，都主张将判决书的判项部分前移：在当事人身份后面，写明判决主文，然后再写双方诉辩，再写事实和理由。最后写明，判决如上。这样的方式倒也简单，当事人不关心你的道理，他只关心胜负。所以当事人拿到判决书，第一做法是翻到最后一页，如果胜诉了，再看前面，如果败诉了，那就更得看前面的论证了，因为要找法官判决自己败诉的漏洞。4在这个意义上，胜诉双方接到判决后，应该是有不同的做法。胜诉方从来不要什么有理有据、可感可知、令人信服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胜诉的结果就是有理有据、可感可知、令人信服的“明证”。他们不关心法官的论证过程，只关心结果。5而对败诉方来说，因为结果不可改变，他们就更关心：A是否有理有据，为什么自己的理由不被法院采信，为什么自己那么多证据不被法官认可？B是否可感可知，为什么自己这么冤枉，为什么对方那么可恶，竟然法官视而不见？C是否令人信服，法官的说理为什么不能让自己不服气，也就是能不能说服自己。6说起来，判决书不说理几乎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而且目前看会继续存在下去，似乎永远无解的难题。大约20年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法院一直主张裁判文书改革，强化说理，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法律文书。作为法官，我们也把重点放在说理上，不但用本证，而且用反证，总之，尽量在判决书中把双方当事人的理由都写到。特别是考虑到败诉方的不服，把败诉方的各个理由都详尽分析

说一说昨天晚上的事。在广州开了个疑难行政案件法律论证会，然后网上打了个车回佛山。在后排落座后，发现是个男司机。简单问候了几句，然后来了几个电话，接听了。放下电话，正在后座休息，前排正在驾驶的司机说，“老板，您做的是大生意啊。”我笑笑，“师傅您真是爱开玩笑，您见过坐网约车的大老板吗？”他也笑了，说“老板，您不知道现在生活多么不容易”。我也长叹了一声，我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我怎么不知道现在的民生之难啊。他说，我现在做梦都想发财。我笑了，我也是这样。他说，你不知道，我刚刚从里面出来，在里面待了近10年。我吓一跳，原来是刑满释放人员啊。他自己介绍案情，年轻时因为喝酒，醉酒后打架，把对方打成了重伤，然后被判刑10年。我说，你当时结婚了吧？他说，是的，还有了两个孩子。那太太有无离开你？没有，毕竟我们有2个孩子。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度日，等待一个在监狱服刑的男人，想相屠了让人感动。我说：那你得好好报答太太，等了你10年的女人应该珍惜。他说，当时太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抽烟、喝酒、打麻将，结果酒后张狂，里面待了10年，人生最好的时段都浪费了。我也是叹息，他进去的时候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时候，出来后遇到疫情，当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人人都难找工作。他这10年，可谓天翻地覆，冰火两重天。他说，我在里面踩了10年缝纫机，真是后悔死了。现在在里面减刑越来越难，好在交了2万元罚金，才一共减了不到一年，还有法院判的30多万元的赔偿金，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问他，当年判刑前没给对方点赔偿换得被害人谅解？他摇摇头，当年家里太穷了，如果赔上几万块钱，能少判好几年，现在想想多划算的事。贫穷，真的让人难以言说。他或许好久没有找到倾诉对象了，和我继续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听。我这个网约车都不是我自己注册的，因为我是刑满释放人员，开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就用别人的信息注册了。难怪，我发现路上有个女生给他电话，告诉他去哪里接什么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人员是不能注册网约车的。尽管我当时听说他在里面待了10年时也有点害怕，怕他对我不轨，但我也觉得如果因为犯过罪，就不能注册网约车似乎也不是那么适当。因为他们毕竟要谋生啊。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你让他们怎么生活？车到了家门口，我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面的泪水，或许他很久没有这样可以向人倾诉痛苦了。现在人人都不容易。和我惜别，我给他加了20元小费，或许也算是我对他的微薄资助。20块钱不多，够他买个盒饭，让他感受一个陌生路人的关怀。2024年9月9日星期一

1应该知道，这是我从湖北恩施的著名民歌《六口茶》中引的一句话：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2如你所知，有篇文章已经删除了。这当然是我自愿的，其实它已经多存活了7个小时。我的文章不过是根据一份刑事判决书，说了一个案件的事。我的文章我自己都不爱看，因为都是写流水账，所以点击量也不高。但你不爱看没关系，有人看。3那天14时许，一个体制内的朋友打来微信电话，说“可不可以删除这篇文章”。这个要求本身并不高。说起来，尽管“别人的老婆、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的文章自己最爱，但这些年，总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来，不管怎么委婉，意思倒也明确：某篇文章能否删除。我都一一答应了。可以肯定地说，网上404的文章除了个别是网络监管原因，更多是我自己主动所为。因为删篇文章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人家开口了，我何必为难他呢？大家不过都是混口饭吃，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再说，自己不过是删除一篇文章，而这让对方很高兴，或许这也算提供情绪价值，我也愿意。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这位朋友。几乎就这样解决了。没想到，他转述对方的话说，这个案情不那么简单，有些事我也不是太知情，这样删除对我有好处。（大意）这几乎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你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我承认；你说我的文章会对你影响不好要我删除，我也没意见；但你说我的文章不真实，那绝对不行。而且明明是给对方面子把文章删除，那边竟然得了便宜卖乖，还说是这样做是为了我好，这样的事我不能做。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的依据——在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法院判决书发给了这位朋友。这篇文章的判决，确实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但我写作时，为了严谨，又专门查询了判决书，然后才成文。这位朋友说：原来如此。我还说你怎么可能会写不真实的事呢。朋友是知道我的。现在的风气，不用说造谣，就是不真实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4后来，我的一位西北政法师弟又来电话说此事，认为对方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受害人也跑去闹。我的文章连受害人的姓氏都变换了，就是怕给受害人带来不利影响。我当然知道对方有压力，因为这毕竟不是歌功颂德的文章，或许有些方面已经习惯于老虎屁股，摸不得了。5后来，他们又动用了某个协会的力量来找我。当然，是通过当地的某个协会找到了某个协会，偏偏我又不是这个协会的人。看来，真是有病乱投医啊。其实，我一直在等他们的电话，一个解释电话，但一直没有来。6再后来，他们又找了某个人。“王老师，我想请求你把文章删除”。王老师：没问题。于是，一秒钟后不但同步在4个平台上的这篇文章，就看不到了。然后，我给这个手机发了个信息。因为他们精准拿捏了王老师的内心深处的善良。7文章已经删除了，我还是想说说这事。文章肯定没有错，如果有错，他们也不会出面找关系、找人来和我说。他们完全可以抓我，毕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其实，我的电话都在网上，我的信息网上一搜索就知，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动用这么多关系，而不亲自找我。他们不知道，我从来不怕施压，我如果怕这些我就不学法律了。他们或许以为我有什么意图，如果真的这样，我就不写文章了。我不过是在普法，这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们更不知道的，我本来要删除文章了，最终坚持了7个小时，就是要他们给个说法：你的文章没错。没错的文章能不能删除？一点问题都没有。8可惜，就这么一件小事，非要动用那么多关系，增加那么多麻烦，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内卷了。你让我删除文章，我就把文章删除，这是件多么小的事。你看惹出多少麻烦。后面的事，我都嫌烦，就可知他们多烦了。2024年9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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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在广州自费学习了两天《公司法》，收获满满。不要说一个行政法律师为什么要学公司法，因为这些都是基本法律，工作中确实需要啊。2从网上这次公司法学习的课程，就想参加，毕竟公司法已经施行2个月了，竟然没有找机会好好学习一下。打听了师资，是一位专家型法官。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这样的老师很难找。找认识老师的人打听了一下，老师讲课的口碑不错。于是，就在网上发起拼团，毕竟人多了才有价格优势。当然，这次发动弱了些，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敢确定能否参加。万一我组的团，我又不能参加，如果讲课效果好也就罢了，万一有点不如意，别人会以为我是故意的，那责任就大了。3就在这时，还遇到一个难题，所在的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有个活动，与学习时间冲突了。我作为委员，当然要积极参加委员会活动，因为这也是个学习的机会。但考虑到这样的公司法学习机会难得，于是决定优先选择学习。4就在开课前几天，突然遇到业务骤然增多。于是深圳、肇庆、南沙、佛山多地跑，真是一路奔波。想来律师的钱其实都是时间换来的，现在年龄越大，越感到时间不够用的。5还有个原因，下周周二下午有个庭，需要做庭前准备。开庭是律师的日常工作，但这个案件已经跟了2年多，终于要开庭了，资料都一大堆。要看完这些资料，还要和客户进行庭前辅导。没想到的是，周五中午，我在深圳的地铁上突然收到法院的通知，原定的开庭因故取消，时间另定。真是天助我也。6几乎可以确定要参加周六的学习了。但仍然不能最终决定，因为成行不成行，不只靠人，还要靠天。因为据说是18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台风摩羯袭击南中国海，这场台风导致了许多工作或推迟或调整，因为台风是不可抗力啊。就是老师，也因为飞机延误，凌晨4时才到酒店，上午9时就开始讲课，真是让人感动。上次在广州学习行政法，也是遇大雨，和我一起开车的同行直惊叫太危险了，下次如果再遇到大雨我们宁愿不学习也不能冒险。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因为人定胜天只是个传说，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7周六清晨醒来，发现外面是艳阳高照。于是打车前往酒店。说来，或许也是太忙碌了，或许还是思维定势，我竟然走错了酒店，到了上次培训的地方。两家酒店是联锁，好在相距不远，但这样的错误真的不该犯啊。8这次学习，还买了几本法律书。我的老朋友、八联法律书店的窦总看到我在微信上的培训消息，问可否带点公司法的书到酒店，供学员参考，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消息，毕竟有本工具书在手，能更好地促进学习。于是我也买了一本，毕竟公司法方面我需要补课啊。9就这样，一次学习最终成行。想来，要参加一次学习，都这样不容易，真是不知道每天都在忙些什么。期待着下次学习的机会。2024年9月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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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说一说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事。这次取消了居民户口簿。民政部的理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异地工作和生活，现有规定给他们办理婚姻登记带来很多限制，回户籍地办理登记无形中也增加了额外负担，取消当事人提供户口簿的规定旨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修改当然是正确的，一张户口本让多少痴情男女天河相隔。于是网上有人调侃“妈妈老是藏户口本，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才不结婚”，这次“再也不怕妈妈藏户口本”了。2每次婚姻法律法规修改，都涉及必然到离婚冷静期这个问题，因为天下人苦此难题久矣。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修订草案新增关于“离婚冷静期”条例：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终止离婚登记程序。这样的规定，尽管合理性确实难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但毕竟有上位法民法典的规定，也实属不得已。3但有意思的是民政部的回应很霸气。民政部表示，离婚冷静期制度与当事人是否享有离婚自由权利并不冲突，当事人如感情确已破裂，既可以依法申请协议离婚登记，也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这话说来没有毛病，但就是语气不对。4公众质疑的是冷静期制度是否合理，前面说过了，因为是民法典的创立，作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自然不敢僭越。之所以民政部出面征求意见，是因为其是主管部门，最终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但问题在于如何回应民众的质疑。民政部是这样答复的：你如果认为冷静期制度限制了离婚自由权利，你如果因此不能到我们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你认为30天的冷静期太麻烦，你完全不来我们这里，你选择去法院就好了。这样的霸气回答还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爱来就接受冷静期，不爱来就别BB。天哪，如果不是因为现在法院诉讼立案太难，审理太慢，肯定要超过30天，你以为人家愿意来你这里，看你这样傲慢的脸色？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政机关的回应。作为民众看到这样的口气，你会不会寒心？5说到这里，我倒无比怀念30年的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事人到法院，法官居中调解，双方就孩子、房子、彩礼等达成协议，然后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法庭监督过付财产（当时确实东西不多），双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有些最快的，甚至一天就能完成。或许这样的离婚在现在看来有点儿戏，但现在的离婚冷静期难道就不是一个好笑的设计？6这些年，我们的文化越来越高，但在官民互动上，却感觉有些倒退，当然不只是这部条例的修改。好多事，例如青岛那个通报，例如运食用油车运送煤油那事，例如，我不多说了，反正你信不信是你的事，他是信了。2024年9月4日星期三王学堂著：离婚为什么法律学堂的店50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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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的，还是想说一说发生在山东的那个惨案。尽管知道现在的许多东西说不得道不得，甚至有时会累及公号甚至个人，但总觉得还是想说一说，毕竟这个社会总得有人说。2首先要强烈谴责作恶者。尽管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案情，但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说明作恶者一定内心仇恨满满。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能让他如此极端，这当然有个人因素，但或多或少与社会有一定的因素，在看到经济下滑的时代背景下，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精神失常的“五失”人员大量存在。前几天我乘坐网约车，一位司机就向我大倒苦水，说生活没有希望，人生没有意思。吓得我好一痛劝慰，这可是在省城的CBD，万一一点小事惹怒他，后果或许不堪设想，所以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当前的政策。2我们一直说是世界上最平安的国家、地区云云。其实，如果你看看遍地的安检设施、机场拿飞叉的保安，你应该感觉这里面的水分。我们应该看到，这世界上从来都不太平，但或许是孤陋寡闻，很少听说在国外发生这样的惨痛事件。这里面有民众个人的原因，但或许有更多的问题，社会学家曾告诉我们：低暴力、高频度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清洁社会空气”的作用，“它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积累的倾向”。作为社会积怨的“排气孔”，纠纷如果能够得到有序化解决，使积压的不满情绪及时、有序地释放，则冲突对一个社会来说，就起到一种“安全阀”

1台北地区检察署2024年8月31日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将柯文哲羁押禁见。这或许是昨天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从政以前的柯文哲是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且还是个出了名的好医生。在台北市有个医院叫台大医院，那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柯文哲从政前就在那儿工作，他是急诊室的一把手，专门负责处理那些急症病人。他医术高明，救死扶伤的事儿干了不少，因此在医学界名声响当当。值得一提的是，柯文哲不仅医术好，性格也挺有意思的。他说话直来直去，有时候还挺幽默的，但更多的是那种直面现实、不怕得罪人的风格。这种性格让他在医学界和后来的政治圈里都挺受欢迎的，但也因此惹了不少麻烦。可以说“痛并快乐着”。2从医生到政客，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2014年的时候，柯文哲决定弃医从政，竞选台北市长。那时候的他，虽然在医学界有名声，但在政坛还是个新人。不过，他凭借从医期间积攒的盛誉、直率的性格和对台北发展的新思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最终，他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成功当选台北市长。3事发起因是台北市京华城的容积率于柯文哲市府任内暴增到840%，遭外界质疑有保护伞。据说，京华城提高容积这件事情，横跨了3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市府任内坚持392%容积率（指某一基地范围内，地面以上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总和与基地面积的比值），柯文哲第一任时也坚持392%容积率，但柯文哲第二任时竟然让京华城容积冲到史上最高的840%。4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于8月31日清晨7时许到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位于台北市信义路二段的住处进行搜查。接着，柯文哲所在的民众党中央党部也被搜了个底朝天。这场搜查持续了差不多四个半小时。当天11时53分左右，柯文哲离开了他的住所，坐上自己的车跟随“廉政署”的车辆前往“廉政署”接受进一步的侦讯。5当日，台北地检署以台北前市长柯文哲、前副市长彭振声涉京华城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图利罪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于9月1日晚8时召开羁押庭，至2日凌晨3时许裁定，柯文哲“犯嫌不重大”，当庭释放，无保请回；彭振声羁押禁见。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彭振声将由检方上铐送往台北看守所。中时新闻网还称，对于这一裁定，检方将提出抗告。6台北地检署今年5月已分案侦办，将柯文哲等人列为被告，并指挥“廉政署”进行搜证，约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台北市政府官员等说明。7我们不知内中具体案情。作为吃瓜群众，我们看台湾地区的反贪腐和司法程序，或许值得我们关注。对官员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廉政署，受检察机关指挥。台湾廉政公署在2011年7月成立，设立“法务部”之下，全名为“法务部廉政署”。马英九曾表示：“法务部之下设廉政署，并没有仿照香港或新加坡的方式，让廉政署直属最高行政首长，在我们这里，如果让廉政署直属行政院长，反而会把以检察官为侦查犯罪主体的制度打乱掉。”8如果对涉案官员羁押禁见，需要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法院开庭进行裁决。法院可以裁决：当庭释放，取保候审，或者羁押禁见。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决不服，有抗告权，但不影响裁决的执行。9仔细对照台湾地区的上述程序，和我们大陆的相关程序，或许各有利弊。2024年9月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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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8月26日，江西丰城法院通报了一起离婚案例。韩女士到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何先生离婚，法院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多次开展线上调解，最终何先生同意离婚。法院于是拟定了离婚调解书，联系双方来法院签字并办理相关手续。按照约定的时间，韩女士与“何先生”来到了调解室与法官见面，“何先生”全程佩戴口罩和帽子。签字前核对身份证信息时，“何先生”拒绝摘下口罩，要求尽快签字离婚。在法官的反复询问和警示下，“何先生”才承认他并不是韩女士的配偶，而是韩女士和何先生的儿子小何。原来是儿子代替父亲，来领父亲的离婚调解书。小何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无法亲自到场签署离婚调解书，于是小何在其母亲韩女士的教唆下冒充其父亲何先生来签字离婚。而韩女士因着急离婚心存侥幸，认为离婚是她与被告双方同意的结果，让儿子冒充签字离婚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在法官和工作人员的批评教育下，韩女士和小何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妨害到司法秩序。2这则新闻，从媒体角度当然是说司法权威不容挑战，从受众角度看似乎是说这母子二人甚至可以说这一家3口都是法盲。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你会发现在中国，离婚有多么难。3如果能够让儿子冒充父亲，估计这个儿子至少得30多岁，那这对夫妻可能得60岁的年纪。再推算一下，这对夫妻至少有30年的婚龄了。30多年都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可想而知这婚姻有多么不幸。正如新闻所说：何先生与韩女士结婚多年，后双方感情破裂，韩女士有了离婚的想法。要离婚，除了去法院诉讼离婚，还有条路就是协议离婚，尽管现在民法典设立了冷静期制度，但毕竟也就是30天时间，还算可以。但适用定点的前提是：两人能够协商。4事实上，有多少夫妻能协商离婚呢？韩女士和何先生两人就协商不成。不得已，韩女士到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何先生离婚。尽管我们民法典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但事实上，法院判决离婚，有一些诸如第一次判不离、原告有过错判不离等诸多的潜规则。有些法院还会反复调解，调解不成离婚，就调解和好，调解不了和好，有时就干脆再判决不准离婚。韩女士也是这样，法院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多次开展线上调解，最终何先生同意离婚。万幸。5但何先生人在外地，估计也对离婚这事不愿意，所以就不想来领调解书。而事实上，只要一方不领，就等于反悔，这样的调解就失效了。于是，韩女士不得已，想到了让儿子冒充老子的办法，毕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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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8月31日星期六。一大早，一家上海著名财经杂志记者的朋友圈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在血迹斑斑的配图照片后，有一段文字：兄弟们，我终于把老婆杀了，解脱了，兄弟们再见，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明明是因夫妻矛盾，最终演变成动手杀妻的恶性事件。因为行凶人是记者，又是家庭矛盾，自然这样的朋友圈让人担心，到底怎么了。很快，或许是在朋友的关心、提醒下，他发出了第二条微信：家庭不和睦，有点气，胡乱发的，抱歉打扰了。或许这还不足以澄清事实，于是他又发出了第三条微信：家庭不和睦，暑假带孩子有点累，一早吵一架，心态崩了，有点不冷静，胡乱发的，抱歉打扰了。至此，公众揪着的心终于放下：好在没事，没事就好。2居家过日子，夫妻俩有些举案齐眉，有些情投意合，但更不知有多少男人有过“终于把老婆杀了，解脱了”的念想。毕竟两个陌生人组建家庭（因为近亲不能结婚，所以几乎很少人结婚前熟悉），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求学经历，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于是夫妻难免有矛盾，特别是有时两个人不理智，我相信不止一个男人或多或少产生过“终于把老婆杀了，解脱了”的念想。我不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会，感觉眼前这个女人好不可理喻，有时感觉你越生气她越加火上浇油，甚至她明明和你生活了二三十年竟然诬陷你，有时想这样的女人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3当然，想归想，做归做，真要是做，男人还是不敢的，毕竟杀人犯法，任何人没有权力把另一个人的生命非法剥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男人只是在内心想了想，想了想杀“阎婆惜”的快感，而最终没有动手，岂止没有动手，还得和不可理喻的这个女人终生相守下去。这就是中国无数个男人的现状。这也是中国家庭和谐的根本原因，想归想，最终不能这么做，否则